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报出"青浦班"三个字，戴笠神色为之一动。这个名字今天听来陌生，却是军统内部一块沉甸甸的招牌。抗战八年，这一批从青浦走出去的青年特工，被一拨拨送进沦陷区，做情报、搞暗杀、烧仓库、炸铁路，最后大半埋骨他乡。等到日本投降那天，原本数百人的班底，能站出来报到的不过十几人，却没有一个人在敌占区低过头。
 
要讲青浦班，得先回到1937年的上海。淞沪会战打响前后，戴笠手下的特务处刚从一个不起眼的小部门，急速膨胀成战时国民政府最重要的情报机器之一。日军一路推进，华东大片国土沦陷，蒋介石给戴笠下的任务很明确：必须在敌后扎下钉子，把情报、破坏、暗杀这套体系搭起来。可特务处原有的骨干远远不够用，戴笠迫切需要一批能够进入沦陷区、敢拼命、又懂技术的年轻人。
 
训练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匆匆开办的。地点选在江苏青浦县（今属上海）一处偏僻的乡间，对外不挂牌子，对内统称"青浦特训班"。学员主要从大学生、流亡青年、爱国学生中挑选，也有从警校、军校抽调过来的。报名条件并不张扬，但筛选极严：政治背景要查，家庭关系要查，身体素质要过关，最重要的是要愿意去敌后。许多人在报到之前，并不清楚自己将被送往何处，只知道国家需要这样的人。
 
青浦班的训练科目远比一般军校复杂。除了射击、擒拿、爆破、电讯这些常规科目，还要学习密写、化装、跟踪、反跟踪、审讯抵抗、城市潜伏。教官里有从苏联学过情报技术的老资格，也有从黄埔出身的军官，还有专门从警察系统借调来的破案能手。课程紧凑到近乎残酷，学员每天天不亮就出操，深夜还要做案例推演。有人撑不下来中途退学，有人在演练中受伤，但能走到结业那一天的，几乎都被打磨成可以独立行动的特工。
 
结业之后，他们就被一批批撒进了沦陷区。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武汉、北平，凡是日伪势力盘踞的地方，都有青浦班学员的身影。他们的任务千头万绪：盯梢日本军官、刺探伪政权动向、传递军事情报、策反伪军、爆破军工设施、暗杀汉奸要员。每一次行动，都意味着九死一生。被捕之后，等待他们的是宪兵队的水牢、电刑、辣椒水，有的人当场被打死，有的人被押到郊外活埋，有的人受刑数月后被拖到刑场枪决。
 
最为人熟知的几次行动里，都有青浦班的影子。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军统多次组织针对汪伪高层的刺杀，包括对汪精卫本人、对汪伪外交部长、对各地伪军头目的暗杀，执行者很多就是青浦出身的年轻人。还有不少人潜伏在日军翻译、伪政府文员、租界巡捕这类岗位上，几年如一日不暴露身份，把一份份情报送出沦陷区。这种潜伏的孤独和危险，远比一次冲锋陷阵的暗杀更折磨人。
 
到抗战末期，原本几百号人的青浦班，已经被战火一层层削薄。有的死在日本宪兵队的酷刑下，有的死在与伪军的枪战中，有的死在被叛徒出卖之后的清晨刑场，还有的死在执行任务途中的小巷里，连尸首都没能运回。等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戴笠召集旧部清点人头时，能活着回来报到的青浦班学员屈指可数。具体数字在不同回忆录中略有出入，但所有当事人都承认一点——这一班人，绝大多数都把命留在了敌后，而其中没有一个人公开倒向日伪，去做汉奸。
 
也正因为如此，"青浦班"三个字在军统系统内部分量极重。它不是一般的训练班番号，而是一种近乎悲壮的资历象征。一个人若能说自己是青浦班出身，意味着他经过最严苛的筛选，受过最完整的训练，而他所在的那一批同学，已经大半阵亡。戴笠这种人，对手下生死素来冷硬，但对青浦班，他始终另眼相看。一来是这班人是他亲手筹办、亲眼看着长大的；二来是他比谁都清楚，这批年轻人替他、替军统、替这个国家做了什么。
 
回头看青浦班的故事，最让人感慨的不是他们的技术多精、行动多狠，而是在那样一个人人都可能转身投敌的年代，几百号年轻人走进青浦的院子，又一个个走进沦陷区，最后能活着回来的不过寥寥，却几乎没有人选择苟活。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名字，没有传记，没有像样的墓碑，档案里只有几行简短的记录：某年某月，于某地殉职。
 
抗战胜利那年，胜利的鞭炮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一齐响起。可在青浦那处早已荒废的小院子里，没有人去燃放一支烟花。几百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年轻人，绝大多数再也没能回来。他们没有等到受勋的那一天，也没有等到把履历讲给后人听的机会。戴笠一听"青浦班"就动容，不是因为这三个字多么显赫，而是因为他知道，每一个还能站在自己面前说出这三个字的人，背后都站着一长串永远沉默的同伴。
 
【主要信源】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中国文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