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战役中，火化队战士的工作异常艰难。战场环境恶劣，“猫耳洞”狭窄潮湿。
赵其法等战士负责处理烈士遗体，面对肢体不全、面目全非、气味难闻的遗体，他们克服恐惧，尽力缝合伤口、安装假肢等。


兴街火化场的门口最怕半夜车灯一晃。那不是普通车辆，多半挂着红十字旗从山路上摇摇晃晃下来，车轮带着泥，车厢里带着炮火刚熄下去的味道。有一回护送干部没有抬担架，只提下一只麻袋，嗓子像被砂纸磨过，里面是十八名烈士，猫耳洞被炸塌后抢出来的。
袋口打开，血水碎肉和泥土搅在一起，火化完只剩五块骨头。火化队的人站在那儿，年轻的脸一下子老了许多。
老山前线在山上，兴街火化场却也不像后方。那里没有冲锋号，也听不见阵地上的枪声，可战争被炸碎以后，总要从这里过一遍。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三日，部队接到赴滇作战命令，二十一日离开杭州，二十八日到云南砚山。
临战训练三个多月后，师政治部要组建战地烈士火化组，韩亚清从组织干事的位置上被推到组长这个担子前。组里二十一名干部战士，有宣传科干部科的人，也有教导队抽来的干部和战士，邱忠荣任临时党支部书记。说是工作组，听着平常，真进了那扇门才知道，这活儿既要胆子也要良心，还得有手上的稳。
火化不是临时想出来的办法。老山收复后，烈士亲属陆续赶到麻栗坡，地方接待吃紧，县里扛得也苦。部队与地方商议后，决定把烈士遗体就地火化，骨灰带回原籍安葬。木料棺材白布军服相机担架整容器械，一样样备下，后来又到大理买回四百个大理石骨灰盒。纸面上是物资，落到火化场就是一张脸一套衣一只盒子，是亲人能不能再看一眼的念想。
十二月九日，部队刚全面接管阵地，第一位烈士杨献龙送到兴街。
他是师炮团二营四连战士，中午前后在猫猫跳阵地炮击中牺牲，主要伤在头部。他刚从教导队出去不久，火化组里不少人认得。韩亚清和樊铁焕商量，让干部动手，战士先在旁边看。清洗缝合刮胡子换军装戴帽徽整理领章，邱忠荣再从几个角度拍照。柴油炉头一回用，炉膛凉，烧了两个多小时。天黑后老乡劝他们吃饭，没人咽得下。有人去牛棚洗照片，有人查铺，有人睁着眼听屋顶响，半夜仍没睡意。
更重的一天，是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日傍晚。
几辆车开进来，二十九位烈士排在火化间外。泥和血糊在衣服上，有的肢体不全，有的面目难辨。两人一组，每组三具，赵其法等战士剪血衣清遗物洗身补肢缝合整容穿衣拍照，再裹白布送炉。肚腹破裂的，要把内脏一点点放回去。脸被炮火掀坏的，只能把残存皮肉扶正固定擦净。有些手臂僵在那里，像还端着机枪，衣袖硬套不上，只能剪开再盖住。这个动作很轻，轻得像怕弄疼他们。
炉火也会留下证词。谢关友身负八十处伤，骨灰里找到十一块弹片。李桂友身上有十一处重伤，弹片多到一百二十六块。还有烈士被定向地雷击中，钢珠二百零八颗。陈林湘口袋里留下纸条，交代上衣袋里一元钱，替他交一次党费。话很短，却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战场上不只有命令和冲锋，也有这种小小的硬硬的牵挂。
猫耳洞狭窄潮湿，人蹲进去，像被山体吞了一半。
补给难，暗雷多，炮火一压下来，洞口那点光也像要灭。有的烈士抢不回来，有的只找见部分遗物。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一日，韩亚清上阵地调查三十六名没有送到火化场的烈士。见证人逐个讲，有人被炸下悬崖，有人在一四五阵地南一洞口拉响爆破筒与敌方同归于尽，有人的遗体刚背回石崖又被炮火掀走。记录写得下去，人的心写不下去。名字可以登记，骨灰却交不出来，这事最难对家属张口。
这支部队牺牲三百三十六人，干部二十二人，战士三百一十四人，还不含十二名实习学员。烈士来自十二省一市六十四个县。数字在纸上排得整齐，到了家门口就乱了。六月二十七日九时四十四分，运送骨灰的列车抵达杭州艮山门车站。天闷得厉害，仪式开始时下了雨。车队缓缓穿过市区，到了杭州大学附近，许多学生跟着哭。胜仗不是只写在战报里，它也会装在骨灰盒里，被灵车一点点带过街口。
七月里，一百二十户烈属来队。有人问孩子牺牲时有没有痛，有人只想摸一摸骨灰盒。部队安排人员陪着，地方不少干部也真心办事，帮着解决就业医疗住房和生活困难。可也有推诿冷脸，把烈属当麻烦。更叫人堵心的，是伤员回到街上，还要受闲话和白眼。枪炮停了，疼没有停，火化队擦净的是烈士身上的血污，擦不干的是活人心里的那片潮。
老山火化队做的活，最不愿被人看见，却最不能马虎。
赵其法这些战士不一定出现在冲锋照片里，可他们替烈士洗去泥血，缝好伤口，穿上军衣，守住了回家的末段路。
炉火渐渐暗下去，山风从门口钻进来，像有人刚从猫耳洞里走出，衣襟湿着，脸却被擦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