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叶剑英邀请张爱萍复出，张爱萍以身体为由婉拒，叶剑英却追问是不是还有别的顾虑？
1964年10月16日下午，罗布泊沉默得像一片被灼烧的铁板。望远镜里蘑菇云涨大又收缩，监测车里那位五十七岁的上将把护目镜悄悄揣进大衣口袋——动作极轻，好像害怕惊动风沙。他叫张爱萍，三个月前，他还踏着北方雪原考察导弹井位，关节疼得像针扎，却一直用登山杖当拐。
他并非天生的“技术派”。1936年深秋，陕北青阳岔，张爱萍率骑兵团途经一条土匪常伏的峡谷。前锋还未来得及搜索，枪声已从乱石后炸开，三十余匹战马应声倒地，他左腿骨折，被抬上担架。失利报告递到瓦窑堡，组织很快决定撤销团职。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能打的人，也得学会吃亏。”撤职、住院、进入红军大学，三步走完，张爱萍却在日记里写下“错在指挥”四个字，提笔重画那条夺命峡谷的地形图，标注每个火力点。

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往新中国的国防科研口。1958年视察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时，他第一次听到“弹道导引”这个词，便把物理教材带回宿舍，熬到凌晨：“要懂原理，否则发不出任何炮火。”同僚劝他早点休息，他摆摆手：“年轻人读书，我跟着读。”读到后半夜，腿疼又犯了，热水袋捂着也不起作用，他只好站着翻书，借着炽黄的灯泡做笔记。
外部的世界却在收紧。冷战格局下，西方对华实行最严禁运，苏联专家抽身而去。1964年初，北国雪压荒原，张爱萍带着测绘队，三昼夜未下马，为一块“能藏得住导弹”的冻土奔波。大雪盖住路标，他干脆跟着星位辨方向。指导员埋怨：“张部长，咱们先休息吧。”他只回一句：“敌人不会等雪化。”话音不高，却把风雪切开。

核爆成功让世界第一次听见中国人在戈壁滩的“倒计时”，也让张爱萍看见更凶险的旋涡。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军内气压骤降，许多参与尖端工程的将领被点名检查，张爱萍亦未幸免。旧伤加红卫队长时间“陪斗”，腿关节肿到无法屈伸，住进301医院。夫人李又兰陪护，多次写信求救。病床旁，他半开玩笑：“也算卧雪再一次。”
1974年春，叶剑英进病房，先摸被角温度，再问一句：“疼得厉害吗？”张爱萍苦笑：“膝盖像生铁。”叶剑英压低声音：“不只腿的问题吧？”气氛瞬间沉下来。张爱萍沉默许久：“外头浪还大，我这条船旧了。”叶剑英放轻声调：“海里需要老舵手，你不出山，谁来调头？”这一问，堵住了他的退路。

五月底，京西宾馆小会议室灯火通明。邓小平、叶剑英与几位科技骨干围着沙盘复盘导弹布阵。张爱萍拄着拐，坐在角落听了半晌，忽然起身，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一条抛物线：“如果由东南沿海起飞，末段入轨时间必须压进十分钟，否则就是泥牛入海。”十几句话，把原先拖泥带水的计划割出利口。邓小平笑了：“看，把老辫子一个个剪掉才轻松。”
复出公文很快下达：张爱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兼战略导弹领导小组组长。最先要整的，不是新型号，而是纪律——他把当年青阳岔伏击失利的检讨拿出来，复印发给各试验基地干部，附言四字：“战与学并。”不少年轻技术员读后觉得脸红：这位老将军不是来颐指气使，而是告诉大家，错误不是耻辱，重复才是。

1977年，他顶着零下三十度的戈壁夜风，在发射塔下坚持到最后一道电路测试通过才离开。工作人员劝阻：“首长，惊雷一响温差大，您这身板……”他说：“算不了什么，90秒后点火，各位都后撤，我留下看一眼。”那一发飞跃太平洋的大推力洲际导弹，标注了中国进入远程精确打击时代的坐标。
1990年代，张爱萍偶尔回忆年轻时的那场伏击。有人问他最怕什么，他答得很轻：“怕忘了怎么打仗，更怕忘了怎么认错。”说完拍拍膝盖，旧伤遇寒依然隐痛，却早已不是阻力。他身后那条漫长的国防科技战线，仍在按既定方位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