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元帅被黑主要原因是：
一是功高震主，无论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等都惧怕他在军中的威望。
二是朱可夫元帅直来直去说一不二的执拗性格，这令他与上下级和同事的关系都比较紧张，他落难后没几个人为他说话。
三是他不是个纯粹的军人，虽然他一辈子都为了打仗而生，但在政治手腕上是玩不过斯大林赫鲁晓夫这些人的。
一个打进柏林、接受德军投降的元帅，战争刚结束没多久，却从权力中心被推远。朱可夫的后半生，最刺眼的地方不在战场，而在战功太大之后，他怎样一步步变成了领导层眼里的“不安定因素”。
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举行胜利阅兵。朱可夫骑白马检阅部队，这一幕后来成了苏联胜利记忆里很有名的画面。

可画面越耀眼，背后的风险也越大。对普通士兵来说，他是能带人打胜仗的元帅；对最高层来说，他又像一座太高的山，站在那里就让人无法忽视。
朱可夫的威望不是靠宣传堆出来的，他从1939年诺门罕战役开始崭露头角，后来参与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方向的战略协调、库尔斯克会战、白俄罗斯进攻战役，最后又指挥柏林战役。苏德战场最紧急、最难啃的几处硬骨头，常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问题也从这里出现。战争年代，国家需要能打仗的人，朱可夫越强越有用；战争结束后，枪炮声停了，政治秩序重新排座次，军中声望太高就不再只是荣誉，也可能被看成威胁。
斯大林不愿看到任何一个将领在民间和军队里拥有过高号召力，哪怕这个人刚刚为胜利立下大功。1946年，朱可夫很快被调离德国占领区的重要岗位，先后去了奥德萨军区、乌拉尔军区。
这种安排表面看是工作调动，实际含义很清楚：离开中心，离开最敏感的位置，离开最能影响局势的舞台。他没有被完全打倒，但已经被关进了权力边缘的房间。
朱可夫吃亏的第二点，是性格太硬。他不是那种会绕弯、会看脸色、会把话说得很圆的人。
他在军队里习惯了命令清楚、责任明确，战场上这样做有效，可一旦进入党内高层的复杂关系里，这种脾气就容易变成短板。更要命的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战后苏联权力运行的规则。
军人讲结果，政治讲平衡；军人重威信，政治重站队；军人觉得功劳摆在那里就够了，政治人物却会反复计算一个人还能不能控制。朱可夫在战场上判断快、下手准，可到了会议桌旁，他的优势不一定能用得上。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朱可夫重新回到中心。他参与了逮捕贝利亚的行动，这件事让他再次成为关键人物。
1955年，他出任苏联防务部门负责人，看起来像是重新登上高位。但这一步也让他的身份变得更敏感：他不再只是老元帅，而是握有军队影响力的政治参与者。
1957年，赫鲁晓夫同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斗争进入关键阶段，朱可夫站在赫鲁晓夫一边，利用自己在军队里的分量帮助赫鲁晓夫稳住局面。可政治场上最现实的一点是，今天帮你过关的人，明天也可能让你感到不安。
赫鲁晓夫当然知道朱可夫的价值，也更清楚他的危险。一个能在危急时刻调动军队支持政治局势的人，如果有一天立场变了，会不会成为另一个难以控制的力量？
这种疑虑一旦出现，朱可夫就很难继续坐稳防务部门负责人的位置。同年10月，朱可夫被解除防务部门负责人职务，理由包括“个人崇拜”“脱离党对军队的领导”等。
话说得很重，但核心意思不复杂：军队不能围着一个元帅转，军中威望不能高过政治安排。朱可夫第二次被推离中心，这一次比斯大林时期更彻底。
他不是完全不懂政治，也不是完全没有参与政治。恰恰相反，他在贝利亚事件和1957年党内斗争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但朱可夫的问题在于，他参与了政治，却没有政治家的防身手段；他进入了棋局，却仍按军人的办法落子。从军事角度看，朱可夫最厉害的地方，是能在混乱中抓住关键。
他敢要兵、敢要坦克、敢承担压力，也敢用强硬办法推动战局。莫斯科危急时，他没有空喊信心，而是明确提出需要增援；柏林战役中，他知道胜利必须用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兵力投入去换。
可从个人命运看，这种强硬又像一把双刃剑。战场上，强硬能压住混乱；政治里，强硬容易招来反感。
战场上，功劳越大越能服众；政治里，功劳太大反而会让别人担心。朱可夫不是输在不会打仗，而是输在战后那套规则并不奖励纯粹的军事锋芒。
1974年6月18日，朱可夫去世。多年以后，他的历史地位又被重新抬高，俄罗斯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时，仍然绕不开这个名字。
1995年，莫斯科竖起朱可夫骑马雕像，也说明后人并没有忘记他的战功。他确实有巨大功绩，也确实有性格和判断上的短板。他的经历提醒人们：一个人在战争年代能成为国家需要的英雄，到了和平年代未必能适应权力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