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军首任军长活到九十八岁，官至正部级，1955年为何未获上将军衔？
1932年冬天，陕甘边区窄窄的黄土小路上，一支不到百人的小分队正往南急行。呼啸的风把羊皮袄吹得猎猎作响，而走在队伍前端的青年王世泰，只顾低头数着脚步。他来自洛川县贫农家，念过两年书，刚满22岁就成了游击队班长。此时，他接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命令——部队要扩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他被点名担任团长。青年一愣：“我一个班长，真能指挥几百号人？”身旁刘志丹拍拍他的肩，“不会可以学，边打边学。”一句话，把他推到新的战位。
据当年回忆录记载，陕北根据地那时选干部速度极快，只要肯打仗、能团结群众，位置就往上提。这样的机制让武装迅速膨胀，也容易带来磨合问题。王世泰上任后，发现枪少炮缺，每天还要腾出人手分粮分地。他想了个土办法：战斗间隙，请老乡帮打草鞋、缝棉衣，以物易物换粮食，解了燃眉之急。不到两个月，连队出勤率提高了一成，战士士气明显回升。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边区各路武装整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直接听中央军委指挥。王世泰已成长为副司令员，兼庆环军分区司令。联防军的建立，目的在于让散落各地的保安部队形成合力，对外抗敌，对内维系边区安全。经验丰富的干部首要任务是训练民兵、管后方生产。有人担心这会削弱战斗力，他却认为：“有枪不能只会打，还得会管地，会种地。”这种思路，为后来大批军转干部提供了范本。
1947年3月，胡宗南30万大军直扑延安。正面阻击任务交给彭德怀主力，王世泰率数千人穿插到敌后，袭扰交通线。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仗开局，西北野战军歼敌近万人。胡宗南被迫分兵自保，延安才得以暂时喘息。彭德怀在作战室里摊开地图，“你们拖住的不是一个师，是时间。”王世泰敬礼，转身又钻进夜色。

同年9月，第四纵队在吉县以北正式成立，他兼任司令员和政委。这支纵队作战风格灵活，行军快、砍腰痛击是招牌。1948年4月的西府战役，纵队夜袭宝鸡，打得守军措手不及。可就在展开追击时，援敌四面而来，局面急转直下。为救被围的友军，纵队只得边斗边撤，损失不小。总结会上，彭德怀开门见山：“思想稍一松劲，就要吃亏。”他话音刚落，王世泰起身自我检讨，语速很快，“打得急了，侦察不够，是责任。”彭德怀挥手，“教训记住，硬骨头还得你们啃。”
1949年春，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第四纵队升格为第四军。兵力不过两万，却要担负西北突破口重任，硬仗一场接一场。扶风杏林、岐山河滩多次强攻，第四军顶着猛烈炮火翻山越岭，迫使马继援部节节败退。半年后，西北五省主阵地尽数解放。

就在枪声逐渐稀落的同时，组织把新的任命交到王世泰手里——担任第二兵团政治委员，随即又调甘肃省政府任副主席、兼甘肃军区司令员。有人悄声替他惋惜：“离开一线，1955年评衔怕要吃亏。”他笑笑，“建设同打仗一样，都需要人。”事实也的确如此，授衔那年，他在地方岗位，军队现役编制已调整完毕，评审按现役高级将领顺序进行，最终错过上将名列。

进入50年代，甘肃的铁道、矿山、农垦样样缺人手。王世泰带着熟悉的行军作风跑现场、钻隧道，参与兰新铁路规划，又出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建委副主任。有人问他不累吗？他摆摆手，“车停了，锈得更快。”
晚年定居兰州，闲时翻看旧笔记，他常对身旁晚辈说：“当年要不是在土窑洞里啃干粮，也练不出后来的心劲。”2008年3月14日，这位走过长征、亲历西北决战的老人安静地合上眼，享年98岁。没有隆重告别仪式，留给外界的，只是一张写满小字的工作表和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岗位在变，责任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