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一茶水摊贩被重判，临刑前开国大将来信，揭示其真实红色身份
1928年春，上海调查科的情报报表从办公桌一叠叠送往南京，纸张刚落案头，核心内容已在另一条暗线中汇总。源头不是旁人，正是被陈立夫称为“稳妥能干”的副手鲍君甫。人人都以为这位留日归来的广东人只会埋首卷宗，鲜有人料到，他的笔记本还要抄送给另外一支队伍——中央特科。
早在1926年，被陈养山引见时，周恩来对鲍君甫的评价简单直接：“他能进去，也能出来。”一句话拍板，随后陈赓负责接洽。咖啡店里，两人只谈了十分钟，外人看来像普通生意。陈赓递过去一枚细小的金锭，说得轻描淡写：“用它装点门面，省得上面挑剔。”自那以后，调查科的“功劳”数字直线上升，蒋介石多次批示“上海情报可嘉”，殊不知，原件与副件去向截然相反。

1929年8月，抓捕风暴席卷租界。彭湃、杨殷等数位骨干落网，党内推测有人泄密却无确据。鲍君甫连续三周陪白鑫打麻将，听牌间隙套出一条行程——“11月11日晚，去法租界老闸弄赴宴”。陈赓立刻将情报交给特科红队。枪声响过，那栋石库门门口留下四具尸体，其中包括白鑫夫妇。国民党内称此案为“查无凶手”，但调查科内部心知肚明，自此人人收声。
同一年，营救彭湃的计划因武器运送受阻而宣告失败。此役让周恩来更加认定：没有精准情报，再勇敢的行动都可能白白送命。彭湃牺牲后，《红旗》杂志发表悼文，点名痛斥叛徒。文章通篇不提鲍君甫，原因很简单——他的名字既是盾也是刃，一旦曝光，整条渗透线将即刻断裂。

1930年初，黄弟洪频繁出入调查科机要室，引起鲍君甫警觉。顺着其通信清单，他在先施公司地下邮局截到一份加密电报：黄拟引蒋介石到上海亲自督捕“周某”。周恩来看完后轻轻合上信纸：“让他来，但得让他回不去。”不久，黄弟洪被约到法租界一栋公寓，之后再无下落，外界只知道调查科悄悄销毁了数份案卷。
顾顺章1931年叛变，上海地下网几乎被连根拔起。鲍君甫也被牵连关押，但因“尚无确证”半年后获释。此时特科已整体北移，他便顺势申请调往南京反省院任副院长，职位冷僻，反而安全。自此低调行事，偶尔总结旧日档案，等待局势明朗。

1949年南京解放，他没有选择南逃，而是在街角摆了一张茶水摊。镇反登记开始，他心想“自己从未握过枪”，便未前往备案。1951年春，公安机关在街头例行盘查把这位五十八岁的老人带走。审讯室里，他只报出一个名字：“陈赓知我事。”接下来的电报往返足足半月，彼时陈赓正在朝鲜前线，回信却只有一句：“此人贡献颇大，可予释放。”

获释那天，旧同事张道藩悄悄递来路费；很快，周恩来办公室又安排了一份闲职，让他远离公众视线。鲍君甫依旧寡言，偶尔翻阅旧档，看到自己当年拟写的假报告，常会露出一丝苦笑。有人问他为何不写回忆录，他摆摆手：“留给档案馆，比写书踏实。”话不多，却点明了地下战线的宿命——真正有价值的名字，往往只能等尘埃落定后，由历史自己揭幕。
1969年冬，他病逝南京。葬礼十分简单，没有勋章，没有挽联，连墓碑上也只刻本名杨登瀛。多年以后，研究者翻阅特科移交档案，才在一页泛黄纸张上找到他的代号。一行小字，注明1928年至1931年间，共向党中央递交情报一百四十二件，其中“一级要件”二十九件。档案署人员停笔良久，感叹声低不可闻：“这样的人，活着时不能张扬，走后也无需张扬——档案替他作证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