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徐志摩想买条新裤子，竟发现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他拎着破洞的裤子，哀求妻子：“小曼，我每月赚500大洋，还不够花么？”谁料，陆小曼却怒骂：“穷鬼！那你娶我干啥！”
 
1931年的上海，徐志摩拿着一条磨破见洞的旧西裤，向陆小曼开口要钱，想换条新裤子，却发现家里已经拿不出这点余钱。
 
按当时的物价，1块大洋能买近30斤上等大米，普通五口之家一个月花销不过60块大洋，而徐志摩仅固定收入就有500块大洋，放在文人圈里已是顶尖水平。
 
可就是这样一个旁人眼中的高收入诗人，却连最基本的穿衣开销都难以解决，这种反差，已经把这段婚姻最真实的困局摊在了眼前。
 
徐志摩并不是不肯吃苦的人。为了维持家庭，徐志摩同时在光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学校兼课，又写稿、办刊、做翻译，还抽空倒卖字画、代办房产，甚至和朋友合伙经营书店、服装店，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不停运转的赚钱机器。
 
各种进项加起来，每月总收入至少有3500块大洋，放在1931年的上海，已是极少数人才摸得到的高度。
 
可再高的收入，也架不住无底洞般的支出，这恰恰说明，压垮徐志摩的从来不是挣得不够多，而是花钱的速度早已脱离了常理。
 
陆小曼出身富贵，从小过惯了讲究排场的日子，婚后也丝毫没有收敛。福煦路四明村的豪华别墅，每月100块大洋的房租，14名佣人的工资，进口化妆品、法国丝袜、苏州旗袍等装扮用度，再加上百乐门包场、宴请应酬，样样都是吞钱的口子。
 
更沉重的是，陆小曼早年因病痛染上鸦片瘾，每天都要吸食高价烟土，单月烟钱就超过200块大洋，还要专门配烧烟丫鬟伺候。这样的生活方式，别说文人家庭，就算真正的豪富之家，也未必经得起长期消耗。
 
徐志摩对自己却极其苛刻。每个月只给自己留下30块大洋，其余几乎全部贴补家用，甚至在信里焦虑地说，短短三个月就已给家里送去2500块大洋，连借钱的路都快走尽了。
 
徐志摩不是没劝过陆小曼收敛，也不是没想过把日子往回拉一拉，可换来的却是冷言冷语和不被理解。那个曾经为爱情不顾一切的诗人，婚后其实一直活在愧疚、补偿和透支里，一边拼命挣钱，一边眼看着日子越过越失控。
 
1931年11月，争吵终于把最后那层体面也撕开了。徐志摩回到家中，看见陆小曼倚在烟榻上吞云吐雾，身边新买的衣物堆满一旁，而自己却连一条完整的裤子都没有。
 
质问之后，得到的不是解释，而是一句刺人的怒骂。此后徐志摩负气离家，为了省钱，仍像往常一样去坐免费飞机，想赶去北平听林徽因的建筑讲座。1931年11月19日，飞机在济南一带因大雾撞山，徐志摩就这样猝然离世。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很快失去了支撑奢华生活的经济依靠，日子一路下坠。后来陆小曼在上海文史馆和中国画院谋得差事，靠书画和微薄薪水度日，也终于戒掉了延续20年的鸦片瘾。
 
回头再看，这段婚姻最令人唏嘘的地方，不只是爱得轰烈，而是徐志摩把浪漫想象带进了婚姻，却最终被现实的欲望、亏欠和失衡一点点拖垮。
 
那个写尽爱情与自由的诗人，最后不是输给了贫穷，而是输给了一场再高收入也填不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