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天津城风雨欲来。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站在办公室窗前，手里捏着一份潜伏名单，却迟迟不肯签字。他心里清楚：一旦沾上"黄雀计划"，自己很可能就成了弃子。

这种危机感，不是无中生有。吴景中这个人，从二十年代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开始，身份就一直是个烫手山芋。那时候他是共产党员，回国后大革命已经失败，国共两党刀兵相向。

邓文仪当时主持南昌行营调查课，开出中校军衔，把留苏回来的这批人一个个收进来。

吴景中就是那时候转了阵营，跟谢力公、余乐醒等人一道，进了戴笠的系统，先在临澧特训班当教官，后来被派去中苏情报合作所当科长，主管总务和后勤。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吴景中，用的称呼是"叛徒"，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军统内部对他们这批留苏转投过来的人，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

戴笠活着的时候，只认浙江人，吴景中再怎么卖力，也不过是个有用的工具。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郑介民接掌局务。吴景中以为时机到了，郑介民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两人算是有些旧情。可郑介民认的是钱，不是人。

吴景中没有钱打点，带了几件西装和高级点心登门，郑介民根本没当回事。走投无路，吴景中只好去找蒋经国。蒋经国和吴景中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这层关系才是吴景中真正的底牌。

蒋经国出面运作，把吴景中调到兰州，当军统西北区区长，总算换了个大一点的位置。

毛人凤接手之后，情况更难。毛人凤认定吴景中是靠蒋经国撑腰、压根没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人，一直压着不用。

1947年天津站站长出缺，吴景中盯上了这个位子，又去找蒋经国。蒋经国找到天津市长杜建时，硬是顶掉了毛人凤属意的人选，把吴景中塞进去。毛人凤从此记了这笔账。

到了1948年底，局势急转直下。毛人凤部署"黄雀计划"，要在解放区预埋潜伏人员。按职责划分，吴景中作为天津站站长，本该是执行主力。

但吴景中心里有一本账：毛人凤对这批留下来的人，打的是什么算盘，他比谁都清楚。

毛人凤曾对沈醉明言，把这些人留在大陆，新政权要花力气甄别，若日后这些人被重新信任，保密局还能拿旧案要挟，逼其再度效力。而吴景中的"叛徒"出身，恰好是最合适的筹码。

吴景中没有声张，只是悄悄地把能推的事推给副手，能不碰的细节一概不碰，名单也不看，更不留任何书面痕迹。天津解放前夕，吴景中抢在最后一刻登上飞机南逃。

毛人凤得知消息，暴怒，派人追到南京机场截人。

后来的事，沈醉在回忆录里也有记录，蒋经国再次出面，说了一句"吴同学的情况，我可以担保"，毛人凤虽然恨得牙痒，也只能放人。

只是吴景中大概没想到，这一走，代价并不比留下来小多少。妻子粟慧嘉带着四个孩子回了湖南老家，此后天各一方。

1952年，吴景中辗转到了香港，托人捎话，想让家人过来，等了六年，始终没等到。1961年，粟慧嘉在湖南病逝，吴景中当时并不知情。

直到1980年，吴景中才重新联系上子女，得知妻子已经去世了将近二十年。

那个在1948年冬天握着潜伏名单、精心算计自保之路的老特务，最终活到了1983年，终年八十岁。只是在台湾的书房里，他常常一个人坐着，翻看从湖南寄来的旧照片，一坐就是大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