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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共九大会间休息时间，许世友怯生生地走到毛主席身边，寒暄了几句。毛主席知道他有话要说，就直接问道，有什么话就直接说，你什么时候也不好意思了1969年7月的一个深夜，南京火车站仍亮着灯。王近山和家人从郑州方向的列车上下来，手里没有多少行李，网兜里装着一些自己种的杂粮。站台上，尤太忠、吴仕宏、肖永银已经等候多时。几位身经百战的军人没有多说客套话，只是迎上前接过东西。这一幕的转折点，并不在火车站，而在几个月前的北京。中共九大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举行。大会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一直惦记着一件事：眼下强调战备，真正打过硬仗、能够临阵指挥的人，不能长期闲着。最早把王近山的情况重新提起来的，是他的老部下尤太忠。两人在会议期间散步时谈到王近山，尤太忠认为，对这位老将的处理偏重，希望能有机会让他重新工作。许世友听后没有随口答应，因为这种级别干部的安排，不是军区一句话就能决定的。许世友决定找毛主席当面反映。可等到会间休息，他走到毛主席身旁时，反倒不像平日那样痛快。寒暄几句后，他仍没有把正题说出来。毛主席熟悉他的直脾气，看出他心里装着话，便让他不要绕弯，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讲。这句话把许世友的顾虑打开了。他说，现在需要做好战备，有几个人虽然犯过错误，却有真本领，也有多年战功，能不能重新考虑使用。毛主席问是哪些人，许世友说出了王近山和周志坚的名字。提到王近山，毛主席并不陌生。王近山十五岁参加红军，打仗勇猛，因敢闯敢拼得了“王疯子”的绰号。但他的本事不只是胆子大。1943年韩略村伏击战，他抓住日军军官观战团经过的机会果断设伏；1948年襄樊战役，他没有照搬旧式攻城办法，而是采用“撇山攻城、猛虎掏心”的打法；抗美援朝期间，他又参加指挥上甘岭战役。因此，当许世友说到王近山时，毛主席答了一句：“‘王疯子’啊，我知道，可以。”话很短，却点中了问题的关键。重新使用一名干部，并不等于把过去的问题一笔抹掉，而是要看他是否认识错误，更要看现实岗位是不是需要他的长处。周志坚同样不是普通的老资格。他从鄂豫皖红军时期一路走来，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中，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济南、淮海等战役。济南战役里，他所部一〇九团因攻城有功，被授予“济南第二团”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承担过东南沿海防务任务。许世友把两个人一起提出来，说明他考虑的不是单纯照顾某位老战友。他看到的是两种稀缺经验：王近山善打硬仗，临场判断快；周志坚长期带领大部队作战，也熟悉海防和要塞建设。对军队来说，这些经验不是看几本材料就能马上补出来的。事情随后逐步落实。1969年7月，王近山来到南京，重新回到熟悉的军队环境。这里有一个容易混淆的时间点：他回南京和恢复工作安排发生在1969年，而正式担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权威履历记为1970年。把两个节点分开，前后经过才清楚。王近山回到南京后，面对不少昔日部下已经成为军级干部，并没有因此摆老资格。他接受新的岗位和组织安排，继续参与军区工作。周志坚后来也继续承担军队职务，先后有沈阳军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以及南京军区顾问等经历。回过头看，许世友当时那点少见的拘谨，其实很有分量。他不是为自己争位置，也不是凭私人感情要求特殊照顾，而是在替两名有过曲折的将领承担推荐责任。人一旦替别人说话，就不能只讲情分，还要保证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经得起检验。在我看来，这件事真正值得记住的，不只是老战友之间的情义，而是怎样看待一个有缺点、有经历、也有真本事的人。用人不能只凭一次印象，更不能把战功当成可以抵消一切的理由。该纠正的问题必须纠正，该发挥的专长也不应浪费。许世友敢于把真实判断讲出来，毛主席则从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作出决定。一个肯负责地荐才，一个能够全面地看人，两者缺一不可。今天不论带队伍还是做普通工作，这种做法仍有现实意义：评价人要看全貌，安排人要看岗位，帮助人更要讲原则。

1979年10月，北京八宝山的追悼会上，徐向前坐着轮椅赶来，上百名开国将军为一位大校送行，八宝山工作人员当场愣住，一个大校的葬礼，为何能惊动半个军界？主要信源：（澎湃新闻——【邯郸人物】张维翰）1979年10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一位名叫张维翰的大校举行追悼会。现场涌进近百位将军、开国上将和大军区司令员，花圈署名包括多位元帅和最高层领导。年轻记者误以为是大人物去世，老战士含泪纠正，这是当年率八个团、一万多人起义投奔八路军的老旅长。张维翰虽仅授大校衔，但其抗战时期的重大贡献和影响力，让半个军界前来送行。张维翰9岁时，他被二哥接到北平，送进冯玉祥专为军官子弟办的学校。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彭雪枫，两个背景完全不同的少年，成了最好的朋友。1925年五卅惨案，彭雪枫拉着张维翰冲上街头游行。那一刻，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再是那个只想着填饱肚子的穷孩子。1929年，张维翰考上北平民国大学，彭雪枫已经是地下党员。张维翰把自己省下来的粮票偷偷塞给彭雪枫，两人约定等赶跑了洋人，一起吃北京最好的八大碗。1936年，张维翰在山东省第六区专员范筑先手下当秘书。一天深夜，打扮成皮货商的彭雪枫敲开他的房门，从怀里掏出一本《共产党宣言》。“要救国，就得有一支真正为穷苦人打天下、敢跟日本人拼到底的队伍。你愿意加入我们吗？”张维翰攥紧拳头说：“我这条命，从今天起就交给组织了！”1938年11月，山东聊城，日军攻破城池，范筑先壮烈殉国。在最混乱的时刻，张维翰迅速收拢残部，把范筑先留下的游击武装重新组织起来。汪伪政府的说客揣着金条找上门来，张维翰抓起茶碗砸过去：“我就是战死，也绝不当汉奸！”日本人很快使出毒辣手段，派兵突袭他的老家，抓走了他年迈的母亲、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一封信送到军营：“限日归顺，否则全家处死”，那一夜，张维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根接一根抽烟。第二天清晨，他走出房门，眼睛布满血丝，但腰杆挺得笔直。他集合部队说：“我娘，我老婆，我孩子，现在都在鬼子手里。但我更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我今天为了一家老小后退一步，明天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家庭被鬼子屠戮！”他猛地转身，朝着河北老家的方向跪下，结结实实地磕了三个响头，额头磕在冻土上渗出了鲜血。“娘，儿子不孝了！”1939年1月，张维翰把各路游击支队正式合编，成立“抗日救国军筑先纵队”，他担任司令。不久后，他做出决定，率领八个团共12000余人整建制加入八路军，被改编为129师新编第八旅，张维翰担任旅长。一位129师的高级指挥员后来写道：“张维翰带着上万人枪来投，不亚于雪中送炭，抵得上直接送来半个主力师！”加入八路军后，张维翰带着战士们在平原上挖地道，村村相连，户户相通。日军的装甲车开过来掉进陷阱，骑兵冲锋到半路地面塌陷。这种神出鬼没的打法让日军头疼不已，他们把新八旅的战术称为“土拨鼠战法”。最艰难的时候，张维翰被围困在微山湖的芦苇荡里三天三夜，饿了挖芦根吃，渴了喝带着腥味的湖水。他爬过去用身体温暖冻得发抖的年轻战士，轻轻哼起《松花江上》，整个芦苇荡里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泣声。新中国成立后，这名战功赫赫的旅长却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考验。1952年，有人翻出他二哥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历史问题，他被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一年后，组织做出公正结论：张维翰历史清白，功大于过。当他走出看守所时，两鬓已经斑白。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张维翰只被授予大校军衔。许多老部下为他鸣不平，性格火爆的王近山从南京打来电话嚷嚷着要去军委说道。张维翰只是平静地问：“老王，当年咱们在玉米地里啃生红薯的时候，你想过今天能当将军吗？”一句话让王近山愣住了。张维翰放下了，他把名利看得云淡风轻。1963年，他被查出肺癌，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收拾行李去了疗养院。住院期间，当年的老战友来看他，他从不提过去的功劳，问得最多的还是“鲁西北现在怎么样了？”1979年10月11日凌晨，张维翰在睡梦中平静地走了，终年73岁。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翻烂的相册，第一页是1939年筑先纵队成立时他和战士们站在破庙前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每个人脸上都笑得比阳光还要灿烂。追悼会那天，上百位将军自发从天南海北赶来。他们胸前的勋章代表共和国的赫赫战功，但此刻他们都只是张维翰的老部下、老战友。他们对着那个大校的遗像郑重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许久许久都不愿放下。有些重量，从来都与军衔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