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和中央苏区逆转的节点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时期，那时“左”倾中央的瞎指挥完全操控了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指挥权，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但实际上，红军之所以能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完全是因为朱德和周恩来顶住了“左”倾中央的瞎指挥。因为，第四次反“围剿”时期，“左”倾中央的瞎指挥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第四次反“围剿”(油画)

自从1931年1月，以王明为首“左”倾中央上台后，就通过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开始推行比李立三路线还更严重的“左”倾错误路线。他们派人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进驻中央苏区。

原本由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中央苏区，变成了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于是，他们在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狂热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甚至直接干预毛主席和朱德及其他苏区的前线军事指挥。

1932年6月，蒋介石部署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第一步调集50万兵力，重点对付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第二步再集中50万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

大战在即，中共临时中央就开始对各苏区进行瞎指挥，首先就要求中央苏区的红一、红五军团主力占领赣州、吉安，以争取南昌为目的。毛主席朱德和王稼祥召开军事会议，商讨迎敌对策。

6月9日，毛主席、朱德和王稼祥率领东路军回师赣南，以同彭德怀率领的西路军会合。在回师途中，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番号。

7月8日到10日，毛主席、朱德和王稼祥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在水口圩击溃两股粤军共10个团。加上7月初，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粤军约5个团，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再也不敢进犯。

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之前要求红一方面军夺取赣州、吉安，以打通同湘赣苏区的联系。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来到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毛主席、朱德和王稼祥商讨行动计划。

经商讨，四人联名致电中央局提出，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渡河之后再取吉安等城市。敌军察觉红军动向，调集重兵向万安集结。周恩来等四人决定放弃西渡赣江，改而北上取乐安、宜黄。

毛主席

期间，周恩来等人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由毛主席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得到中央局同意。8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任毛主席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下达乐安、宜黄战役训令。

果然不出所料，乐安、宜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周恩来和毛主席等4人指挥部队准备攻取南城。这时，敌军已经做好增援南城的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和毛主席等4人决定放弃攻打南城。

同时，他们也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北上去夺取抚州、南昌。而是率领部队移至中央苏区北部的东韶、洛口地区，休整待机。这一时期，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苦战。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受“左”倾中央错误路线影响，坚决不接受红三军军长贺龙提出的正确意见，要求分兵堵击敌人，不久，洪湖革命根据地全部落入敌人手中，红三军只能撤离。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不接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正确建议，坚持不停顿进攻，导致红四方面军受重大损失。敌人攻势强大，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都遭到严重困难。

周恩来和毛主席等4人对这两个根据地的军事斗争都提出过意见，但全都没有被采纳。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毛周恩来和毛主席等4人撤围南城的决定非常不满，专门致电周恩来，提出严厉批评。

从9月8日到9月30日，中共苏区中央区多次致电周恩来等人，就前方作战等问题严厉质问和指责他们，这说明“左”倾中央的瞎指挥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直接干预起了前线的军事指挥。

在前方和后方意见产生严重对立的情况下，1932年10月上旬，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这次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认为，开展了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红军时期的朱德（油画）

中共苏区中央局所认为的“反倾向”，并不是真的反对了什么错误倾向，恰恰反对的是此前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和王稼祥的正确主张。这次会议，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毛主席，对他进行严厉批判。

毛主席和朱德在前三次反“围剿”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专区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主席和朱德之前反对攻打赣州，被指责为“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

中共苏区中央局认为毛主席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不够深刻，会后，以“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为由，将毛主席调离前线，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就这样，毛主席被排挤出红军高层。

毛主席此前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改由周恩来代理。宁都会议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遭到失败，都不得不撤出根据地，向外转移，国民党军队腾出手来。

国民党当局把部队主力调集到江西，重点“围剿”中央根据地。会后，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连续攻克七城，抓紧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准备，迎接几十万敌军对中央苏区的大举“围剿”。

从12月30日开始，何应钦作为总司令指挥国民党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发起了“分进合击”。红军虽然只5万人，与敌人兵力对比为一比十，但在朱德和周恩来指挥下，连续大获全胜。

大战一触即发的严峻时刻，中央局竟然仍然一再干预前线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的军事指挥，要他们率军强攻南丰，未能破城，还招致红军损兵折将。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和周恩来撇开中央局。

由他们自主根据瞬息万变的敌情，自主指挥，终于连续获得黄陂、草台岗两次大捷，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3个师，俘虏敌军官兵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等军用物资，打破敌人第四次“围剿”。

周恩来

综上所述，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 不管是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还是中央革命根据地，都遭到了“左”倾中央错误的严重干扰，湘鄂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才会遭受失败，被迫出征。

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取得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完全在于朱德和周恩来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顶住“左”倾中央错误的瞎指挥，坚持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实事求是进行自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