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郭沫若和历史剧《蔡文姬》
郭沫若擅长写历史剧。在抗战时期，他完成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等作品，实际上是借古代主题，展示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表达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打压共产党的反动动机。那种政治斗争的白热化，融入到屈原、如姬夫人、高渐离等人的身上。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郭沫若也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厅厅长，变成了新中国的科学院院长。五六十年代，他又接连创作了《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三部历史剧。
如果说仍然有时代影子的话，很多人说是为了翻案和歌颂。尤其是对相对优秀的话剧《蔡文姬》来说，他要歌颂什么呢？翻曹操的旧案吗？应该说确有这一层面的原因。但替曹操翻案，只用了他作品力量的两三成力。郭沫若真正用情的，还是他借福楼拜一句话的呐喊：波娃丽夫人就是我。郭沫若照样说了一句：蔡文姬就是我。
话剧一开始。蔡文姬就面临因为曹操重金赎回，她将要与一对儿女的生离死别。民族团结的背景下，这有一曲与骨肉分别的哀歌。恰好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郭沫若也被迫与佐藤富子和他五个子女的痛苦诀别。因此，他是借蔡文姬之道白，再现其当年日本之别离罢了。
在这个时刻，在这个场合，蔡文姬的确就是郭沫若。坚信这一点的人，能感受到他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之情又跃然纸上。因此，没有郭沫若的经历，没有他当年在日本的伤情，也就没有20年后《蔡文姬》在话剧舞台上的哀伤和隐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