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自从建立伊始，就面临诸多的考验和挫折，并非一开始就走正确的道路，面对反动派时的右倾投降和反围剿期间的听信“三人团”都几乎把我党拖入绝境，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才成为指导，但这一句话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的。
关于党的路线方针和领导人问题，在遵义会议上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讨论，毛主席也曾几度被反对，但让人唏嘘的是，会议上最瞧不起毛泽东的中央委员，在后来成为了毛主席的坚定支持者。
会议上的多方意见和共识
遵义会议至关重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和立场来分析，这次会议是十分复杂的，此前的三次会议都是根据问题而逼出的结果，尽管如此，这三次会议都在客观上推动了遵义会议的落实和完善。
在这场会议召开之前，我党的各个中央领导人之间已经酝酿了非常充分的争论，毕竟在之前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它直接导致了红军在丧失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下被迫走向长征。
因为博古等人的错误指挥，穿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我党成员已经损失过半，出发时候的六万多人已经锐减到了三万，这就让广大指战员对“中央三人团”盲目草率而又错误的决定感到非常不满，所以才有了接下来的通道会议。
这个紧急会议主要是讨论红军接下来的前进方向，此时的矛盾在于李德，博古的“湘西之行”和毛泽东的“西进贵州”，在一番讨论之后，毛泽东的提议首次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而这也为后来更为激烈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因为通道会议实际上没有确定红军接下来到底去哪里的问题，所以在攻占黎平之后，中央再度展开了政治局会议，并且产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但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而尊重了毛泽东的意见。
明确了行进方向的同时，这次会议也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的指挥权归属，同志们各抒己见，但始终没能在这一方面达成一致，这就让我党决定在渡过乌江之后于遵义地区继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而在此之前，我党还召开了猴场会议，原因人仍然是李德，博古等人在决策上对毛泽东的排斥，他们拒绝过乌江，所以会上的讨论依然激烈，最终批评和否定了博古和李德的主张，更重要的是免除了博古等人的指挥权，直接促进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此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就像是对前三次会议的总结，深化和系统性概括，会议的重点在于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和教训，对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批判。
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央三人团之一，即使自己在多数情况下是“二比一”被迫作出决定，但依然主动承担了错误并进行了自我批评，但博古和李德却不同，他们推卸责任，把失败的原因错误归结于红军的战斗力，一时间争论又起。
但这一次事实摆在眼前，况且之前已经否定了两人在军事上的指挥权，所以没有翻起什么水花，中央直接否定了渡过乌江的计划，并对白区国民党的相关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
紧接着针对遵义会议的安排进行了深化讨论，毛泽东同志也经过张闻天的提议成为中央政治委员。
这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决定，毕竟我党之前的遭遇和后来我党的正确道路全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尤其是这一次的四渡赤水堪称神来之笔，尽管如此，毛泽东同志中央委员的身份在当时依然引起了不少人反对，凯丰就是其中之一。
对毛泽东的成见
凯丰算是遵义会议之中最瞧不起毛泽东的一个，他在1934年的长征出发前夕被任命为中革军委供给部政委，而且还是中央代表，在当时也算是颇有话语权，而这场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凯丰就是以这种颇具说服力的身份参加。
当时中央的多数领导人都对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其中博古被降职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委员，实际的中央指挥小组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构成。
原本我党走向正确路线是顺理成章，但凯丰却持不同意见，其实除了他之外还有不少人都认为博古和李德等人都没有错，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为两人辩护。
不过从一边倒的局面来看，凯丰等少数人基本难以改变局面，但凯丰内心执念坚定，既然说不通大多数人，就想从刚刚获得任命的毛泽东入手，开始对其进行挖苦和讽刺。
对此凯丰丝毫不避讳，直接在会议上就质问毛泽东“你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就是看了一些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而已，这些小说上的东西根本就不实用”。
还不能毛泽东回话，凯丰就接着说道“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这些军事战略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但现在已经完全用不到了”。
毛泽东也不与他争辩，只是询问眼前这个咄咄逼人的年轻人“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读到第几章第几节啊，第一句话是怎样说的”，连珠炮一般的回击让凯丰无言以对，但心中对毛泽东却更加不满，甚至还多次去找已经被降职的博古。
关系的改善
因为凯丰的思想在当时是顽固且错误的，遵义会议之后就被撤职，本以为两人会发展到不死不休的地步，谁知道凯丰在后来竟然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
凯丰的表现已经让中央意识到，必须对类似的人做思想工作，形成精神上的统一才是最重要的，不仅不能进行打击，还需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凯丰的思想逐渐开始转变，扎西会议的召开更是让他坚定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张闻天在替代了博古的位置后，在会议上对凯丰的错误进行了心平气和的批评和引导，而他自己也进行了非常真诚的自我批评，在众人的一起努力之下，凯丰转变了立场。重新获得了党和组织的信任。
而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改善是在对恶霸的审判上，毛泽东在群众大会上向张闻天建议由凯丰主持，这是组织信任的最直接体现，随着凯丰在现场的慷慨陈词。他对毛泽东之前的成见有了一些改观。
这也是凯丰同志的难能可贵之处，他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能够即使改正，并不因为面子问题而强壮镇定，这就为接下来和毛主席统一战线奠定了重要基础。
坚定的立场与支持
到了长征后期，张国焘选择叛变革命另立中央，在内部制造分裂带兵北上，这种另立政府，对抗中央的做法非常不妥，也是和毛泽东正确方向与道路的背道而驰。
在这种对抗的环境之下，凯丰坚定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态度，他发表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文章从列宁，斯大林的“民族自决权”入手，证明了我国当前少数民族的政权形式不能在一开始就苏维埃化。
这在当时是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第一篇文章，后来为了挽救和教育张国焘，他仍然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但后来北上的做法彻底让中央对他失去了信心，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凯丰，他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支持毛泽东同志的路线。
基于凯丰的认识，中央还让他负责了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运动，在延安整整持续了三个月，后续一直在领导共青团工作。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凯丰已经是毛泽东思想的“先锋兵”，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七大的准备委员会成员。
从1941年8月27日开始，凯丰已经和毛泽东，王稼祥等人组成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这是政治局领导下的最高工作机构，凯丰主要负责宣传和理论，而其中的核心就是毛泽东思想，二人的感情进一步加深。
次年，毛主席亲自致信凯丰，对解放日报进行了改进，并提出用报纸媒体进行工作的开展，随后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也交给了凯丰去执行，而这些实际性的工作更是让凯丰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抗战胜利之后又服从组织的安排参与了东北局的组建。
建国之后，凯丰再度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主要是指导和宣传新闻工作，贯彻落实党的重要方针，让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继续落实。
不难看出，凯丰同志能够正确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知错改错不计前嫌，尽管前期和毛泽东之间有不愉快，但紧接着就纠正了自己的思想走上了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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