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拱乾曾说过一句话，后来被无数流人反复传诵，"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 这话是他亲历之后写下的。

顺治年间的科场案，把一批江南文士一夜之间打落成流人。

1658年，江南科场案发，吴兆骞、钱威等人举家流徙宁古塔。

你见过一个读书人，在朝廷武士持刀环伺的考场里，双腿颤抖、卷子没写完，就被判了流放？

吴兆骞在复试时，武士林立，持刀夹于两旁，他因惊惧未能终卷，遭除名，责四十板，家产籍没。

父母兄弟妻子一同流徙宁古塔，天下文人无不叹惋，罪名落地，不到一个月就得上路。

顺治十六年农历三月初三，吴兆骞与方拱乾等人从北京出发，方拱乾拖儿带女一大家子同行，走了长达128天，才在当年七月十七抵达宁古塔。

四千里地，靠脚走。

《大清律例》规定，犯人不得骑马乘车，只能以双脚徒步抵达，走完全程几乎需要大半年。

途中的遭遇比想象中更狼狈。

吴兆骞在过松花江时，因天气炎热下江沐浴，染上重感冒，不得不裹着厚衣骑马前行，又遇大雨，几近力竭。

而押送的兵丁从不手软，如果犯人家中无钱打点，等待犯人的将是生不如死的流放之路。

一路枷锁千里，走到腿肿，走到脚裂，也没人管。

这条路上，死亡是极常见的事。

宁古塔地广人稀，大多为驻军，水土不服，吃不饱，穿不暖，加之肉体摧残，精神绝望，很多中原犯人来了不久便死去了。

到了宁古塔，苦难才真正开始。

《宁古塔记略》载，它是东北边塞重镇，满清设置的专门流放罪犯之地，地广人稀，生存条件极为恶劣。

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一片零下极寒的冻土边疆。

清朝本身处于历史上的"小冰河时期"，气温最低时能达到零下五十摄氏度。

那种冷，是衣不蔽体还要在冻土上劳作、冻裂的手拿着铁锹、锹尖打在地上弹回来的那种冷。

普通犯人要挖地开荒，天气严寒，缺衣少食，住宿简陋，生病得不到医治，那些养尊处优惯了的犯罪官员及家眷，哪里能受得了这份苦。

劳累、饥饿、寒冷，三件事轮番上，多少人就这么悄悄消失了。

被流放的人里，有没有女人？有，而且不少。

文学家金圣叹的妻子、思想家吕留良的孙辈家属，都在被流放之列。

金圣叹因苏州"哭庙案"被处斩，妻子儿女随之流徙，一个在江南养尊处优的文人家眷，就这样拖着脚步走向东北苦寒之地。

赤脚打水，是那些绝境里最日常的生存动作。

冬日井口封冻，水桶砸下去，手指早就没了知觉，还得把水提上来，一步一步端进屋里。

雍正年间，因文字狱案，吕留良全族十二户一百余口人背井离乡，踏上流放之路，雍正十一年冬到达宁古塔。

一百多口人，老人、孩子、病人，全在里头。

他们走的那条路，冬天已经开始封冻，朝廷后来才规定，流徙宁古塔的犯人不得于冬月至次年七月寒冷季节上路，以免因衣衫单薄冻死于途。

这条规定出得很晚，也来不及救那些已经死在路上的人。

方拱乾到了宁古塔之后，把自己所见所经历的一切写成了《绝域纪略》。

他感叹，宁古塔"数千里内外，无寸碣可稽，无故老可问"，与世隔绝，宛若另一个世界，这句话里其实藏着一种更深的绝望。

不是死，而是消失，连痕迹都没有。

当然，宁古塔接收了太多有才识的人，那片土地也在被改变。

吴兆骞离开北京时用牛车带了上万卷书，他和流人杨越在当地开设"读书草堂"，用带去的《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对当地人进行文化教育。

吕留良的孙子吕懿兼擅长医术，在宁古塔行医救人，改变了当地落后的医疗环境，后来甚至被任命为戍所医官。

一群被国家当成废料扔出去的人，在那片冻土上硬生生种出了文化。

吴兆骞在宁古塔待了二十三年，后经纳兰性德、顾贞观等人积极奔走，出资斡旋，终于在康熙二十年得以赦归。

回到江南，多年流配生活使其贫病交加，回京后仅三年便去世了。

临终前，他把儿子叫到身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吾欲与汝射雉白山之麓，钓尺鲤松花江，挈归供膳，付汝母作羹，以佐晚餐，岂可得耶。"

想的不是功名，是松花江边打回来的鱼，和一顿晚饭。

参考信源：
澎湃新闻《清代的"流放宁古塔"，意味着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网《清代东北流人诗歌记录下的苦楚境遇》
财新博客《清代哪些人流放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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