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西征后，后金直接控制了归化城，也就是呼和浩特，这是俺答汗建设的城市，是漠南和漠北进行贸易的交汇点。后金占据归化城后，就形成了一条贸易线路。后金的商人带着东北人参、貂皮等到张家口、杀虎口先和明进行貂参贸易，换取了大量的茶叶、丝绸、白银等，然后再运输到归化城和喀尔喀蒙古进行贸易，换取蒙古的马匹。

让人意外，后金在贸易中需求最大的是马匹。建州在明朝一直是马匹输出的，过去一直将马匹卖给明朝换取粮食，可如今战争频繁，后金马匹消耗大，因此需要大量的马匹。后金禁止漠南各部的马匹出口到明朝，并在山西购买明朝的马匹。卢象升曾报告“大同奸商王登库等，岁输敌马千匹，缎布万端，以换皮革、人参。”

明朝官员对于互市的开放与否是非常矛盾的。明朝边疆也需要和蒙古进行贸易来获得马匹，但如今贸易被后金控制，如果禁止互市，那就“因噎废食”，不仅无法解决九边的生计，也难以在贸易中获利。但明朝君臣又不敢公然放开贸易，所以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宣府镇守太监魏国征干脆直接提出放开贸易，如此则官府也能够通过正规的贸易渠道收税，增加财政收入，并可以通过贸易获得草原的战马，所谓“收夷马为战剿之资，聚货物为兵民之利”。

明代张家口马市情形（选自《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卢象升于1636年被调任为宣大总督，他在职期间为了防范清朝，争取蒙古各部，于是对互市进行调整和控制，不断对私人走私贸易进行打击。但是互市中断后，明朝十分缺少马匹。为了解决马荒，卢象升提出在杀虎口重开互市，和土默特部进行贸易。土默特部和明朝的贸易从俺答封贡开始，但崇祯上台后废止。马市重开后，土默特部就引导喀尔喀蒙古到此贸易，土默特人成为了明朝和喀尔喀贸易的中间人，以赚取中介费。

当时明朝也非常需要马匹，甚至出现了马荒。杀虎口马市开放后，宣府、 山西、蓟辽、山海、通昌等边镇都委人来高价购买，“率高抬其价, 平昔十余金可售者, 今勒至数十金, 不啻三倍。各镇委官又互相争购, 愈争而价愈高。”不久，喀尔喀部就希望绕开土默特人直接和明朝贸易，于是请求明朝重新开放张家口的马市。卢象升向崇祯汇报后，最终允许张家口重开马市。

后金对明朝和喀尔喀之间的马市贸易作出了迅速的反应。皇太极对土默特顺义王家族进行了严厉处罚，杀其管事官员毛罕，执俄木布及其顺义王印送往沈阳，史称 “俄木布事件”。但不久后，皇太极又考虑到土默特部的确需要通过互市贸易来获得生活物资，于是也释归俄木布、归还顺义王印，允许其与明朝恢复互市贸易。

皇太极对归顺的土默特部进行安抚，对喀尔喀部就进行了严厉的限制。皇太极写信给喀尔喀王公，对其进行了警告；又对宣府、大同的明朝官员发出威胁，使其禁止和喀尔喀贸易。皇太极还亲自派遣军队拦截喀尔喀的马队。1638年，喀尔喀部也扛不住压力，中止了和明朝的马市贸易。皇太极之所以严厉打击喀尔喀河明朝的互市，其主要的目的不是防止明朝获得战马，而是想通过经济手段来给喀尔喀施压，逼迫其臣服。也就是1638年，喀尔喀三部主动向清朝进贡，臣服于清朝，清朝规定喀尔喀蒙古每年献“九白之贡”，清朝则赏赐银茶桶、银执盂、缎匹、布匹等。

可见，清朝最终取得了整个贸易战的胜利。在对蒙古的争夺中，明朝政策保守，思想僵化，难以匹敌上清朝主动出击的强度。在清朝的积极营建下，一张覆盖整个塞外的贸易网络建立了起来。清朝通过和朝鲜、山西进行贸易，获得了农耕民族的生活物资，然后又将这些物资运到蒙古部落贩卖，得到了大量的马匹。通过对茶马贸易的控制，清朝又掌握了控制蒙古的资源，从而为经营蒙古奠定了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