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6岁被卖去当童养媳，18岁从花轿上跳下来逃跑，成了我国第一批女兵。
 
后来，她写了27本书，翻译了数百万字，把杜甫和李清照推向了世界。
 
她活到96岁，临终前说，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那一跳，她叫谢冰莹。
 
1906年，谢冰莹出生在湖南新化县一个贫苦农家。
 
父亲常年在外教书，母亲一个人拉扯几个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
 
她是家里第6个孩子，前面几个姐姐都送人了，轮到她时母亲抱着她在灶台前坐了一夜，天亮了咬咬牙也送了人。
 
邻村萧家条件好一些，有几亩水田，答应收她当童养媳。
 
6岁那年冬天，母亲给她换上一件洗得发白的干净衣裳，牵着她走了十几里山路，送到萧家。
 
临走时，母亲塞给她一个用粗布包着的烤红薯，摸了摸她的头，转身走了。
 
谢冰莹站在萧家门口，看着母亲的身影消失在山路拐弯处，没哭，只是把手里的红薯攥得变了形。
 
童养媳的日子异常艰难，天不亮就得起来烧火、做饭、喂猪、砍柴，稍慢一步，婆婆的扫帚就劈头盖脸落下来。
 
有一回，她困急了，打了个盹儿，灶堂里的火灭了，婆婆抄起烧火棍就往她背上抽，抽得她后背全是青紫的印子。
 
她咬着嘴唇，一声没吭，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掉下来。
 
可最让她受不了的不是挨打，而是不让她读书。
 
萧家有个儿子在村里的私塾念书，每天背着一摞书进进出出。
 
谢冰莹看着眼馋，趁放牛的时候偷偷跑到私塾窗户底下，垫着脚尖儿听先生讲《三字经》《百家姓》。
 
有一回，她听得入了神，把牛给丢了。
 
婆婆找了大半个下午，才在河边把牛牵回来。
 
回来就把她按在院子里，跪着用笤帚疙瘩抽她的腿，边抽边骂，女孩子家读什么书，你生来就是干活的命。
 
她跪在院子里，膝盖磨破了皮，渗出的血把裤腿黏在石板上。
 
夜里，她躺在柴房的稻草堆上，把白天偷听来的诗句一遍一遍在心里默念，用手指头在灰土上划字，这是她能想到的认字办法。
 
12岁那年，转机来了，新化县立女子小学招生，学费全免。
 
谢冰莹听到这个消息，连夜跑了十几里山路，回到娘家，跪在母亲面前，说让她去考，考上了，她自己养活自己。
 
母亲看着女儿膝盖上还没长好的伤疤，眼泪扑簌簌掉下来。
 
第二天一早就去了萧家，好说歹说把女儿的卖身契赎了回来。
 
谢冰莹考上了女校，成绩在全年级排在榜首。
 
可穷人家的孩子上学哪有那么容易，她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帮人抄书赚饭钱。
 
冬天手上全是冻疮，握笔的地方裂开一道道口子，她就用布条缠着继续写，可她不觉得苦，她说能读书比什么都甜。
 
后来她又考进了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读到了《新青年》《呐喊》《彷徨》，每一本都像一扇窗，让她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可还没等她毕业，萧家又找上门来了。
 
那个从小定了娃娃亲的男人还等着娶她。
 
家里人说，她读了这么多年书，该回来成亲了。
 
她不肯，家里人就把她从学校拖了回去，给她换上红嫁衣，塞进了花轿。
 
迎亲那天，唢呐吹得震天响，鞭炮噼里啪啦炸了一路。
 
谢冰莹坐在花轿里，盖头底下那张脸藏不住难过。
 
 
她猛地掀开盖头，一把推开轿门，从行进的花轿上一跃而下，穿着红嫁衣，光着脚，踩着田埂上的泥水和碎石，拼命往回跑，红裙子在风里翻飞的像一面旗，迎亲的人全都愣住了，没人反应过来去追她。
 
她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脚底板被石子滑得不像样子，可她的嘴角是往上翘的。
 
她跑回了师范学校，瘫坐在校门口的石阶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从此，她再也没回过那个家。
 
那一年，她18岁。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20岁的谢冰莹听说武汉军校招收女兵，那是近代史上第一次公开招女学员，她二话没说就报了名，剪掉长发换上军装的那一刻，她对着镜子看了自己很久，然后咧嘴笑了。
 

1927年，她随北伐军西征战场，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去，她蹲在战壕里给伤员包扎，手不抖眼不眨。
 
有一次，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战士腹部中弹，疼得在地上打滚儿。
 
谢冰莹按住他，把军用水壶里的水浇在伤口上，用绷带一圈一圈缠紧。
 


 
可好景不长，由于特殊原因，军校解散，她辗转到了上海，租了一间4m²的亭子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是全部家当。
 
为了活下去，她疯狂地写稿翻译，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写。
 
她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译成中文，又把李清照的词一首首译成英文，手指写到关节变形，握笔的地方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1937年，抗战爆发，已经31岁的谢冰莹再次穿上军装，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带着一群年轻姑娘奔赴前线，在枪林弹雨里抬担架、送弹药、演话剧，鼓舞士气。


 
1991年，85岁的她回到阔别几十年的湖南老家，找到了当年那座村小学。
 
2000年，谢冰莹在美国旧金山安然离世，享年93岁。
 
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