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湘军轰塌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城墙，围困十余年的太平天国政权就此覆灭。攻城当日，第一个从缺口冲入城内的，是湘军将领李臣典。这一战，他立下头功，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半个月后，他暴病身亡，年仅二十六岁。

李臣典是湖南邵阳人，出身贫苦，早年靠给湘军挑运粮草、辎重糊口。太平天国战事兴起后，湘军四处招募乡勇，李臣典因体格强健、胆气过人，被编入队伍，从最底层的挖壕沟、扛麻袋做起。

那是一个靠军功晋升的年代，湘军内部等级森严，出身寒微者要想出头，唯有拿命去拼。李臣典抓住了这一点。他作战悍勇，几次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逐渐从普通士兵升为哨长、营官，最终成为曾国荃麾下有名的先锋将领。

安庆之战中，李臣典率敢死队强攻城墙，冒着枪林弹雨架梯强登，这一战让他在湘军中崭露头角。此后，他又随军参与了一系列围城恶战，屡立战功，逐步成为曾国荃倚重的干将。

真正让李臣典声名大振的,是雨花台一役。1862年，曾国荃率湘军进抵天京城南雨花台，扎营围城，太平军调集重兵反扑，双方在雨花台一带展开了长达四十余天的拉锯战，炮声昼夜不息，双方伤亡惨重。

激战中，曾国荃亲临前线督战，不幸中弹落马，情势一度十分危急。危急关头，正是李臣典冒着炮火冲入战阵，将主帅救起，拖回后方营地，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动摇全局的意外。这一救命之功，让李臣典在湘军中的地位进一步稳固，也让曾氏兄弟对他格外看重。

此后两年间，湘军对天京的围困越收越紧。太平天国内部则因天京事变、石达开出走等一系列内耗，元气大伤，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守城日益艰难。

1864年夏，湘军挖地道埋设火药，炸开了天京太平门附近的城墙缺口。缺口炸开的瞬间,城内城外硝烟弥漫，双方争夺异常激烈。李臣典率部第一个冲入缺口，与守城太平军展开肉搏，硬是撕开了一道口子，为后续大部队攻入创造了条件。

天京城破当日，城内一片混乱。经过十余年鏖战，湘军上下积压已久的疲惫与仇恨,在破城之后集中释放，城中烧杀掳掠的记载在多部史料中都有提及，这也是这场战争中最为惨烈、也最受后世争议的一页。

战后论功行赏，李臣典因首破城垣、战功卓著，被奏报朝廷，加封为一等子爵，赏穿黄马褂，可谓功成名就，风头一时无两。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份荣耀他只享受了短短半个多月。

据《清史稿》等正史记载，李臣典在天京城破后不久突发疾病，"疽发于背"，也就是背部生出恶性毒疮，医治无效，于1864年8月不治身亡，时年二十六岁，是曾国荃麾下阵亡、病故将领中最年轻、最令人惋惜的一位。

关于他死因的具体细节，正史记载相对简略，只留下"疽发"二字，并未详细展开。但民间此后流传出另一种说法：破城之后，李臣典纵情声色、耗损过度，最终因此丧命。这一说法在后世笔记、野史乃至坊间口耳相传中不断被添枝加叶，逐渐演变成一个颇具戏剧色彩的故事，广泛出现在各类通俗历史读物和民间传说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类说法大多缺乏第一手史料佐证，更多是后人根据"英年暴毙"这一结果进行的推测与演绎，真实性存疑，读者不妨将其视为一种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而非确凿的历史事实。抛开这些渲染成分,更值得关注的,或许是李臣典这个人本身——一个从挑夫做到一等子爵的底层士兵,如何在那个乱世中靠着敢拼敢冲一步步向上爬,又如何在功成名就的顶点猝然离世,这种命运的落差,本身就足够令人唏嘘。

在曾国荃留下的信函与奏报中，李臣典多次被提及,评价颇高。作为主帅，曾国荃深知打硬仗离不开这样的悍将——不怕死、冲得快、还懂得随机应变。雨花台一役的救命之恩,更让曾国荃将李臣典视为心腹爱将,不仅在战场上委以重任,战后论功时也不遗余力地为其请功。

曾国藩对这位部将同样有所留意。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曾国藩肯定了李臣典等一批出身行伍、靠战功晋升的将领,认为正是这批敢打敢拼的基层将领,支撑起了湘军十余年的征战。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湘军这样一支以团练起家、讲究实用主义的军队里,出身并不是决定一个人前途的唯一因素,战场上的表现才是硬通货。

李臣典去世后，朝廷按其生前军功予以厚恤，家人也因此得到了相应的封赏和抚恤。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已算得上是一种"善终"——比起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的众多同袍，李臣典至少是在功成名就之后离世的。

但也正因为这份"来得太快、去得也太快"的荣耀,让后人在讲述他的故事时,总免不了添上几分唏嘘和演绎的成分。这种现象在历史叙事中并不少见：一个人物的结局越是戏剧性,后世流传的版本就越容易被加工、放大,真实的历史细节反而在层层演绎中变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