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西贡，黄毛应村。

村口一条羊肠小道，窄到两个人并排走都费劲。

三十几口人，全姓邓，世代种地打鱼。

路不通，外人很少来。

村东头有座天主教堂，叫玫瑰小堂。

1923年祝圣启用，1939年在原址重建。

洁白的小教堂立在村口，像是这片山水间的一枚印章。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

教堂空了，没人来做礼拜。

仗好像离黄毛应村很远。

但该来的，终究会来。

1942年2月3日，三个年轻人推开了教堂的门。

陈达明、蔡国梁、黄高阳。

一个大学生，一个罐头厂工人，一个老游击队员。

没旗子，没军号，没几杆枪。

22岁的陈达明是珠海金鼎人。

中山纪念中学毕业，考进迁到香港的广州大学经济系。

1938年入党，在香港组织学生抗日救亡。

一个大学生，书没读完，扛上了枪。

他后来在口述史中说了句大实话：

“还没有很明确的意识要在这里搞根据地。”

蔡国梁，原香港淘化罐头厂工人。

黄高阳，老游击队员。

三人站在空荡荡的教堂里，传达了一道命令：

将进入香港的几支抗日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

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

这一天，港九大队成立了。

它是香港沦陷“三年零八个月”期间，唯一一支成建制、始终坚持抵抗的抗日武装力量。

没想搞根据地，但根据地打出来了。

港九大队成立后干的第一件事——肃匪。

日军占领香港初期，忙于巩固市区统治，新界乡村出现权力真空。

土匪、流氓趁机横行，为非作歹。

老百姓白天躲日本兵，晚上躲土匪。

这支穿便衣的队伍进村，不抢不夺，还给老百姓治病送药。

民运员和村民“三同”——同食、同住、同劳动。

村里人开始琢磨：他们不是土匪，可能是“老八”。

黄毛应村全村青年14个人，6个入了游击队。

村妇救会、青年会都建起来了。

教堂成了大队部。

两年里70个游击队员在这里驻扎过。

小小教堂内还储备了游击队的补给、武器和军火。

1942年初，港九大队接到一道密令。

香港沦陷后，八百多位文化名人被困在城里。

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胡绳、乔冠华。

每一个名字，都是日军重点搜捕的对象。

整个“秘密大营救”历时11个月。

港九大队化装进城探路，分段护送。

陆上主要有东西两条路线。

东线从九龙经西贡企岭下渡大鹏湾。

西线从九龙经荃湾、元朗渡深圳河。

两条路线布满日军岗哨，时有土匪袭扰。

每隔一两天就有一批人撤离，每批十来人到二三十人不等。

一批批文化人从日军眼皮底下消失，几个月后出现在抗日大后方。

全程未出现任何事故，无人伤亡。

茅盾后来说，这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座教堂不仅见证了成立，更见证过比成立更惨烈的事。

1944年秋，日军从汉奸情报得知游击队在黄毛应村活动，大举围剿。

日军把村民邓福、邓德安、邓戊奎、邓新奎、邓三秀、邓石水带到玫瑰小堂。

毒打、灌水、火烧、“吊飞机”。

20岁的民运员邓德安，宁死不屈，坚决不泄露游击队情报。

三天后，邓德安伤重牺牲。

他的兄长邓戊生后来也为保卫家园献身。

他们的母亲，在战争中献出了仅有的两个儿子。

日军最终没得到任何情报，洗劫全村泄愤。

后来陈达明走了。

打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参加空军组建，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

调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1989年离休。

2017年7月13日，他在广州逝世，享年98岁。

他看到了香港回归。

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用命守护的那片土地，换了人间。

黄毛应村的玫瑰小堂还在。

村里人早搬走了，教堂被列为二级历史建筑。

80年后，暴雨洗过，白色的小教堂在湛蓝天空下格外干净。

但1942年2月3日那天的事，没人忘。

一个村子和一支队伍的命运，从那天绑在了一起。

14个青年，6个跟着走了。

留下的，用命护住了他们。

您家老人有没有讲过黄毛应村或港九大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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