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青海，一个17岁少年被连捅14刀，凶手当众叫嚣：“我爸是干部，我肯定没事。”凶手父亲上下打点，从死刑变无期，还在监狱里当上狱医，过得比外面还舒坦。被害人家属倾家荡产，上访六年，被人威胁：“就算告到中央也没用。”他就是杨小民。
 
 
1979年2月27日，青海省委家属大院里的空气还带着早春的寒意。水房门口，17岁的王强端着一盆水往外走，没留神洒了一点在25岁的杨小民裤腿上。
 
 
放平常人这都算不上事，可杨小民不一样，他父亲是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国英。从小在干部家庭长大，杨小民早就习惯了横着走。
 
 
他当场就骂开了，王强没敢还嘴，低着头回了屋，关上卧室门躺在床上接着睡觉。
 
 
谁能想到，就这么点水花，要了一条命。
 
 
杨小民回到自己家，翻出一把五寸长的藏刀，又找来一副眼镜、一个口罩和一顶白色卫生帽，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他推开王强家的门，径直冲进卧室。
 
 
王强躺在床上还没来得及坐起来，刀就扎了下来。腰部、背部、胸部、腹部、头部——杨小民一下接一下地捅。
 
 
等到邻居听见动静赶来敲门，门一开，王强已经倒在血泊里，杨小民握着刀站在旁边，整个人像被定住了一样。
 
 
王强被送进医院抢救，但因为伤势太重，第二天凌晨5点还是没救回来。法医鉴定结果出来：全身14处刀伤，其中10处深抵内脏，肺部被直接捅穿。
 
 
案子发生在省委家属大院，凶手又是省委领导家的儿子，整个西宁城从大人到小孩，几乎没人不知道这事。
 
 
1979年9月，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杨小民犯故意杀人罪，手段凶残、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核准了这个判决，西宁市委也审核同意。
 
 
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按说案子到这儿就该画句号了。
 
 
可案子报到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的时候，出了岔子。
 
 
杨小民一进看守所就放出话来：“我不怕，我爸爸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他管保卫，有办法。”这话还真不是吹牛。
 
 
他父亲杨国英当时不仅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来还担任过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靠着这层关系，省高院把死刑改成了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青海省委常委会讨论后，同意了这个改判。
 
 
王强的家人拿到改判结果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王强的姐姐拿着弟弟那件被戳了十几个窟窿、浸透了鲜血的衣服，跪在省高级人民法院门口哭诉。
 
 
院里没人出来理她，倒是路过的群众看不下去了，围了一圈又一圈，不少人跟着掉了眼泪，还有人主动站出来帮她说话。可法院给出的答复就一句话：再告就是对抗省委。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家为了上访告状，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几年折腾下来，家底掏空了，人也熬垮了，可案子还是那个案子。
 
 
那边厢，杨小民在监狱里的日子过得比外面还舒坦。
 
 
1982年2月，青海省高院又把他的死缓改成了无期徒刑。更离谱的是，他在监狱里只“学习”了一年，就被安排去管监狱医院，当上了狱医。
 
 
事情闹到这份上，整个青海的老百姓都看不下去了。
 
 
1983年，青海省把杨小民一案印发给西宁地区各单位讨论，84个单位共8789人参加了讨论，其中6752人要求判处杨小民死刑。
 
 
可讨论归讨论，案子还是那个案子。
 
 
转机出现在1984年。新华社青海分社来了一位新领导，上任不久，王强的亲属就找上门来，哭着跪着求他帮忙反映情况。这位领导被深深触动了，决定冒着风险把案子查清楚。
 
 
为了确保安全，整个调查过程严格保密，只有社长、他和另一位记者三个人知道。参与调查的记者户口都不在青海，万一出了什么事，还能有个回旋的余地。就这样，一份份材料从青海发往北京。
 
 
案子终于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中央派出调查组和工作组来到青海。
 
 
调查组查下来发现，城中区法院判死刑是对的，省高院改判死缓和省委的复核都是错的。之前那些一直压着案子不办的人，这回再也压不住了。
 
 
1985年7月30日，青海省召开公判大会。法庭重审后改判杨小民死刑立即执行。7月31日，杨小民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消息传开，西宁城的百姓走出家门奔走相庆。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提到这个案子。他说：“青海省杨小民那个案子拖了多年，几任省委书记没有解决，现在处理了，处理得好。就是要查处这样的案子，才会有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