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毛主席写给之江委员的书信。
此信是一封神的书法佳作，看后三万六千个毛孔无一处不舒服，无一个不兴奋。此信写的气势磅礴、行云流水，行气贯通，气韵生动，信手拈来，一气呵成。


一九五五年二月，毛主席写给张之江一封信，称他“之江委员”。
信纸不厚，话也不多，却像一只手，把这个快被旧报纸盖住的名字轻轻拎了出来。那时的张之江已经七十多岁，早不是西北军里那个能骑马、能带队、能在风沙里站住的将领了。可他一听到武术，心里仍有一块地方发烫。
老人最怕的不是老，是自己惦记了一辈子的事，被人当成过时玩意儿随手搁下。

张之江生于一八八二年，河北盐山人。年轻时跟着冯玉祥，在西北军里滚出来。那支队伍苦，操练也狠，吃饭、行军、睡觉，都带着一股粗硬劲。张之江原先并不是一门心思迷恋老拳老架的人，他更信军队里的新式训练。说白了，军人看东西很实际，能让兵扛得住、跑得动、打得狠，就有价值。

命运偏偏喜欢从最硬的地方下手。
五原誓师前后，他一度暂代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回来，他把位置交还。谁知人还没从那阵大风里缓过来，病就压到身上。半身麻痹，行动困难。一个带兵的人，忽然连自己的腿脚都指挥不动，这种难堪，不是几句“遭遇挫折”能说清的。
夜里躺着，身子像被钉在床上，脑子却还醒着，越醒越苦。

也就是这段病，把他推向另一条路。
他开始练八段锦，又练太极拳，慢慢活动筋骨。几个月后，身体竟恢复不少。这里不必讲得玄乎，真正要紧的是，张之江从自己身上看见了传统武术的另一面。它不只是台上亮相，不只是师父藏着半句口诀，也能养身，也能练气，也能把散了的精气神重新拢回来。

到了南京办中央国术馆，张之江心里其实明白，这不是挂块牌匾那么简单。
民间武术有真本事，也有旧毛病。少林、武当，各讲各的源流，各护各的脸面。师兄弟之间还好，门派碰门派，三句话不对味，拳头就容易先说话。

张之江要做的，恰恰是把这些带刺的东西装进一套规矩里。

头条巷那座老宅院，成了这件事的容器。院子宽，墙高，树影压着青砖地，旧房子修一修就能上课。首期招三百六十名学员，报名的有五千二百四十四人，差不多十四个人抢一个名额。南京街上忽然多了不少练武青年，穿练功服，蹬皂靴，走路带风。市民看稀奇，学生更爱看，像旧小说里的人误闯进新首都。

可热闹归热闹，张之江不靠热闹吃饭。他让账目上墙，花一笔钱就要说清一笔钱。
馆里设教务、总务、编纂，办《国术周刊》，请王子平、吴图南、唐豪、姜容樵等人参与馆务。蔡元培任董事长，李景林挂副馆长，名头很大。可真正撑住这座馆的，不是名头，是一天天的笨规矩：比武要报备，伤人要处分，仗着拳脚欺负人，重了就除名回籍。

女学员进馆，是另一道不小的坎。
开馆时不收女生，舆论不满意，妇女运动人士也不客气。张之江没有把脸绷到底，第三期开始收女学员，四十三个姑娘住进馆里，上课、练功、会考，一样不落。陈青和、裘小平、马金珠这些女孩子，本就有家传功底。

到一九三四年，傅淑云因两届会考都入女子前三，被提为中级女子班主教员。老院墙里响起女学员跑步压腿的声音，这动静比空喊新风气更有力。

《国术周刊》也不是只讲拳谱。
九一八后，东北很快陷落，国人胸口都堵着一口气。冯玉祥写了《抗战语录》，南京有些报纸不敢登，怕惹事。他想起张之江，电话打到国术馆。两人早有疏离，可张之江答应刊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总第七十七期《国术周刊》用了半版登诗。诗未必精巧，气是真的。

读者传抄开来，那股火气从纸面往外蹿。

国术馆的路没有停在南京院子里。
三十年代，各地分馆陆续兴办，中央馆还办传习所、专科学校，把武术往课程、考试、教材里放。过去讲“师父领进门”，如今要有名册，有成绩，有毕业生。这过程有些笨，有些粗，可一门技艺若想走出小圈子，就得受这份笨苦。

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赛场成绩不好，没拿到奖牌。

随团去的国术队倒给人留下深印象。张文广、温敬铭、金石生、郑怀贤、傅淑云、刘玉华、翟连源等人登台，太极操、少林拳、刀枪剑棍、飞叉、踢毽，一样样摆出来。
德国人熟悉日本柔道，对中国武术却陌生，掌声一响，多少也替中国人挣回一点脸面。

弱国的面子，有时就藏在一次弯腰抱拳里。

一九三七年战火烧起来，国术馆西迁四川。
课堂还在，书本还在，可青年人的心已经坐不住。
成百上千名学员未等结业便奔向前线，有人后来没有回来。

一九四八年，南京中央国术馆停办。新中国成立后，张之江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五六年还担任全国十二单位武术表演大会评判委员会主任。

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上海病逝，享年八十四岁。

那封写给“之江委员”的信，像落在旧拳谱旁的一点灯光，照着纸，也照着一双已经慢慢松开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