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凑到他耳边，轻声说：老兄，你是不是共产党？
 
1937年那个闷热的午后，上海某条弄堂里，四个人围着桌子打麻将，涂作潮摸到一张牌，正要往桌上甩，旁边米店老板突然凑过来，压低嗓门问了一句——老涂，你是不是共产党？
 
涂作潮心跳猛地加速，像有人在胸腔里擂鼓，他脸上却一点没露，反而咧嘴笑了：你胆子不小啊，这话敢往外蹦？那你说说，我哪儿像？他得把话套出来，看看到底哪儿出了破绽。
 
米店老板常跟巡捕房打交道，眼睛毒得很，他说，被捕的共产党大多一个模子：单身，三十往上，穿戴齐整，说话做事透着股教养，跟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他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老婆孩子都没有，账也算不清楚。
 
涂作潮在心里飞速盘算，他在上海开的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表面是个铺子，实际任务是恢复上海到延安的地下电波，这条线要是断了，整个情报网都得瘫。
 
他指指房子那一半，说租给了巡捕，自己算二房东，收点租金过日子，老婆嘛，不是没找，是没合适的。
 
邻居没接这茬，涂作潮话锋一转，盯着他上下打量：听说抓到的共产党都穿西装、戴眼镜，像个先生，我看你这模样，倒比我更像。
 
米店老板脸色一变，连连摆手：这话可不能乱说！万一让人听见，咱俩脑袋都得搬家。
 
一场要命的试探，就这么被涂作潮用玩笑话四两拨千斤地化解了，但他知道，这关只是暂时过了，邻居说的那些话，全是实情——三十多岁的单身男人，在那个年代确实扎眼。
 
当天晚上，他把情况一五一十汇报给了上线潘汉年，潘汉年听完，点了根烟，沉吟半晌，说你得成个家，这不是商量，是命令。
 
但组织对这个“家”有三条铁律：一要能生孩子，让街坊觉得正常，二要已经带个孩子，更符合常理，三要是个文盲。
 
理由很冷酷：文盲不懂什么是地下工作，说漏嘴的概率小，已经有孩子的女人，社会叙事上更容易被接受，至于感情，那是可选项，涂作潮没吭声，他明白，在这盘棋里，婚姻是工具，感情是奢侈品。
 
1937年下半年，组织找到了合适的人选：张小梅，这女人命苦，纱厂女工出身，丈夫死在淞沪会战的枪炮下，撇下她和一个五岁的孩子，没上过一天学，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整，听说有人愿意娶她，还能帮着养孩子，她没多想就答应了。
 
搬到一起后，邻居们亲眼看见涂作潮有了老婆孩子，那些嘀咕声彻底消停了，张小梅不识字，但她不傻。
 
日子一久，她发现这个男人身上有太多说不通的地方：半夜突然出去，天亮才回来，有些客人来了就关起门，声音压得极低，柜子里锁着一堆她看不懂的零件，碰都不让碰。
 
她猜到丈夫不是普通人，但他从来没解释过，她也从来没问过，在张小梅的逻辑里，前夫扛枪打仗是为国捐躯，现在的丈夫做的事，多半也差不多，这个男人明明可以娶更好的，却愿意接纳她一个带着拖油瓶的寡妇，图什么？只可能是图一份掩护。
 
她选择了最聪明的策略：沉默，不问，不打探，不跟任何外人提起家里的事，把饭做熟，把孩子带好，把日子过成最普通的模样。
 
慢慢地，涂作潮发现这个不识字的女人，竟然比很多读过书的人都懂分寸，她不会多看一眼不该看的东西，不会多问一句不该问的话，两个人从假夫妻，过成了真夫妻，后来又添了两个孩子，加上张小梅带来的那个，一家五口，热热闹闹。
 
1940年，意外来得毫无征兆，他手下一个联络员被抓了，涂作潮得到消息的那一刻，后背的汗毛全竖了起来，联络员知道他的身份，一旦扛不住审讯，整个上海的地下组织都可能被连根拔起。
 
他连夜做了一个决定：让张小梅带孩子走，他把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积蓄都翻出来，塞进张小梅手里，说：回老家去，躲一阵子，别找我，也别跟任何人说我在哪儿。
 
张小梅接过那包钱，手在抖，眼睛却没红，她太了解这个男人了——他不是在让她暂避风头，是在跟她诀别。
 
她什么都没问，连夜收拾包袱，带着三个孩子消失在夜色里，涂作潮随后撤离上海，前往江苏新四军军部，继续搞军用电台，这一走，就是三年。
 
三年里，他不知道张小梅过得怎样，他知道的是，自己多年积蓄全给了她，而一个没文化的寡妇，要独自拉扯三个孩子，那点钱撑不了多久。
 
张小梅也没来找过他，不是不想，是不能，她只知道丈夫在“做大事”，却不知道他在哪，更不知道怎么联系，她能做的，就是咬着牙活下去，把孩子养大，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消息。
 
1943年，组织终于找到了张小梅的下落，同志们联系上海地下党，辗转把母子几人接到了延安，涂作潮见到她的时候，张小梅瘦了一圈，眼角多了几道纹路，身边的孩子们也蹿高了一截。
 
涂作潮后来跟战友说起过这段经历，他说，当年组织安排这门婚事，是为了给他的身份加一层保险，可谁能想到，一个不识字的纱厂女工，最后竟然成了他这辈子最硬的后盾。

信息来源：《涂作潮：为天论曲直 不改绳墨心》.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