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军统大特务沈醉这个人，一直有个感观，此人极其聪明，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不老实。“不老实”在这里未必就是贬义词，也可以理解为“会来事、会讲话、会表演”。正因为如此，他写的那几本回忆录，一定要带个筛子看，因为他太会有目的地讲故事了，不仔细筛，你根本分不清哪些是亲历，是真相，哪些又是他给你演的一出好戏。
沈醉这个人，不能只当成一个“会写回忆录的旧军统”来看。他最特别的地方，是前半生钻在特务机关里，后半生又坐到书桌前，把那些旧账重新摆给别人看。
他离许多事情很近，可离真相近，不等于每句话都能当真。他191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年轻时进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后来跟着戴笠一路往上走。

二十多岁就成了军统内部相当重要的人物，干过总务处、云南站等职务。1949年12月云南起义前后，他在昆明被扣押，后来进入战犯管理所。
1960年11月28日，他作为第二批特赦战犯获释，人生从此换了一个写法。一个旧特务突然变成讲述者，这中间有很大的转弯。
沈醉后来写《我这三十年》《军统内幕》《我的特务生涯》等书，确实留下了不少第一手见闻。但回忆录不是照相机，更不是档案柜。
它有记忆，也有选择；有补充，也可能有遮掩。军统旧人乔家才就不买他的账。
乔家才曾任军统北平站少将站长，和沈醉算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他后来多次批评沈醉，说有些内容不是听来的，就是猜出来的，甚至把事情写反。
这里不是外人挑刺，而是旧同僚之间直接拆台，分量自然不轻。乔家才举过马志超出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的例子，沈醉写成胡宗南向戴笠推荐，戴笠还不太满意，乔家才却拿戴笠与胡宗南之间的电报誊抄件说明，事情并非这样：戴笠是反复去要人，才把原本并不愿意去的马志超从胡宗南手里要出来。
一个方向写反，整件事的意味就变了。胡蝶的传闻更能看出沈醉叙事的危险，沈醉在书里说，1943年以后，戴笠把这位电影皇后“藏”了起来。
这个故事后来传得很广，几乎被很多人当成旧上海、重庆时期的一段秘闻。可胡蝶本人的回忆、年谱和家人说法，都让这个说法站不稳。
胡蝶在重庆真正停留的时间并没有传闻里那么长，她还随摄制队外出工作，丈夫潘有声也一直在身边处理生意。1986年，胡蝶堂弟胡业祥夫妇回乡时，谈到沈醉书中这段内容很生气，吕恩还直说这类写法毁了胡蝶名声。
一个人的风流传闻，一旦写进畅销回忆录，想再洗清就很难了。更严重的是李公朴、闻一多血案，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遇害，这是近代史上影响很大的事件。
沈醉在相关回忆中尽力把军统和自己往外摘，甚至把责任说得很远。这样的写法如果成立，很多旧案都要重新摆放。
可程一鸣的说法给了另一种方向。程一鸣曾在军统行动部门任职，又被派去昆明处理相关案件。
他回忆中提到，暗杀重要人物不可能只是下面人随手一干，按当时规矩，需要更高层面事先点头。两种说法摆在一起，沈醉那种“干净切割”的讲法，就显得太圆滑了。
沈醉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写别人时常带着个人恩怨。郑介民在他的笔下，像是一个能力差、贪心重、最后被别人挤开的失败者。
可郑介民后来在台湾地区情治系统中仍处高位，1954年晋升二级上将，死后又被追晋一级上将。这个仕途走向，与沈醉笔下的狼狈模样并不相合。
这不是替郑介民说好话，军统、保密局那套系统本身问题很重，许多旧账都绕不开。只是评价负面人物，也不能靠另一个旧特务的私人笔法来定案。
沈醉写郑介民，写的也许不只是历史人物，更是自己在旧圈子里的胜负心。功德林里的黄维与董益三冲突，也能看出沈醉的笔头有多会安排戏。
他把黄维写得怒目圆睁，一拳几乎能把董益三打成重伤，画面感很强。可事情背后另有一层人情账：沈醉刚进功德林时，想和董益三拉近关系，送过一条烟，董益三只抽一支，又把剩下的退了回来。
这件小事对沈醉刺激不小，昔日职位、面子、老关系，全在那一条烟里摔了一下，后来他写董益三时，笔下自然不太客气。一个人把受辱感藏进回忆录，读者如果不看前因，很容易把私人情绪读成历史定论。
再说云南起义。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把自己1949年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写得像是主动转向新生。
可他的旧部赵秉钰在回忆中说，当年在昆明是被迫参加起义。这类差别非常关键。
主动和被动，表面只差两个字，放到人生评价里，却完全不是一回事。沈醉并非没有可信的地方。
他在军统待得久，许多机构内部的习气、称呼、人事关系、戴笠身边的办事方式，他确实见过，也懂得比外人多。读他的书，可以知道那个特务机关如何运转，也能看到许多旧时代人物的侧影。
问题是，不能把他的“知道”直接等同于“公正”。他的高明，正在于把自己摆在一个既像证人、又像评判人的位置上。

可历史最怕被一个人包圆，尤其是被一个善于自我保护的人包圆。他既是旧事参与者，也是旧事包装者；既提供材料，也整理形象；既交代过去，也为自己留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