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21日，上海金门大酒店附近，万墨林被人设计诱出，随后遭到强行拘捕。动手的人来自吴世宝控制的特务力量，背后则是令人忌惮的汪伪76号魔窟。
 
此时的上海，公开身份已经无法说明一个人的真实分量。万墨林表面上替杜月笙照看事务，真正让汪伪方面紧张的，是他在杜月笙离沪后承担的秘密工作。
 
杜月笙当时身在香港，上海的人脉、资金周转、人员掩护以及与抗日方面的联络，需要有人留在原地接应。

万墨林长期跟随杜月笙，办事稳妥，身份也足够隐蔽，因此成为重要执行者。只要他被控制，76号就可能顺藤摸瓜，找到更多潜伏人员和行动渠道。

对杜月笙来说，这已经不是救一个亲信的问题，而是必须尽快阻止一场可能扩大的破坏。万墨林遭到盯上，与此前轰动一时的高宗武、陶希圣出走事件有关。

汪精卫投向日本后，其内部并非没有反对者。高宗武、陶希圣掌握汪方与日本谈判的重要材料，后来离开上海前往香港，相关文件内容被公开披露，汪伪政权受到沉重打击。

公开报道和相关历史记载中，杜月笙方面参与了接应工作，而在上海具体安排转移、协助家属脱离危险的人，正是万墨林。

这件事触到了汪伪方面的痛处。杜月笙已经去了香港，不容易直接下手，仍在上海活动的万墨林便成了报复目标。

问题在于，万墨林并不轻易出门，也清楚自己的处境。76号想抓住他，单靠街面堵截并不稳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他信任的人把他引出来。

根据相关记载，参与诱捕的人中有万墨林熟悉的朱文龙。对方以有紧急事项需要当面接触为由，多次设法让万墨林露面。

万墨林最终将会面地点选在金门大酒店一带，显然是考虑到那里人员较多，环境公开，风险看起来会小一些。

可他没有料到，对方早已把抓捕环节准备妥当。等他出现，便被迅速控制，送入76号。万墨林被捕的消息传到香港后，杜月笙立即开始营救。

这种反应本身就说明了万墨林的重要性。若只是一般门人，杜月笙未必会在局势如此复杂的时候调动各方关系。

可万墨林掌握的不是普通生意，而是很多不能落入敌手的联络信息。人只要还活着，营救就有机会，一旦他在刑讯下泄露线索，上海许多与抗日有关的安排都可能受到牵连。

进入76号后，万墨林面对的是持续审讯和刑讯。特务机关急于得到杜月笙在上海留下的渠道，也想借此清查与重庆方面有关的活动。

有关他的记载中，最关键的一点不是受了多少伤，而是他没有交代核心内容。对一个负责秘密联络的人来说，这一点比任何身份都重要。

因为他一旦失守，遭殃的不会只有自己。杜月笙的营救也不是单一路线。他让留在上海的人设法打通关节，同时通过能够发挥影响的人施加压力。

万墨林被抓后，上海与南京两地都有人出面转圜。李士群手中握着人，却同样面临风险：万墨林不是无名之辈，真在76号死去，杜月笙一方不会轻易作罢，相关报复和冲突会让局面更加难收拾。

正因如此，万墨林后来被从上海转押南京。表面看，这是把处置权往上移交，换个角度看，也说明76号不愿独自承担后果。

南京方面同样很难轻易处决他。杜月笙虽已离开上海多年形成的关系仍在，码头、商界和社会力量中都有影响。日方和汪伪政权想维持上海秩序，就不能完全不顾这层现实。

经过多方斡旋，万墨林最终获释。对汪伪特务机关来说，人抓到了，却没能达到清除地下联系、报复杜月笙的目的。

对杜月笙一方而言，这次营救保住的不只是一个多年追随自己的助手，也保住了一段尚未被摧毁的工作链条。

万墨林出狱后，仍继续跟随杜月笙，直到此后离开上海。这件事最让人感慨的地方，不在于旧上海人物之间有多大势力，而在于乱局之中，一个被抓进特务机关的人，明知自己承受的后果，仍然守住了不能说的事。

杜月笙能够调动人脉，是万墨林活着出来的重要原因，可在营救发生作用之前，先要靠他自己扛住审讯，不把危险推给别人。

有些人的分量，平时看不出来，到了生死关头才会被看见。万墨林不是站在台前的人，却在最危险的位置上守住了底线。若换成别人，在那样的处境下还能不能撑住，恐怕谁也不敢轻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