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刚刚被释放的马廷贤回到河州老家后，本应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但他骨子的残暴和傲慢，却一点都没改，在街坊邻居面前吹嘘道：“我当年是陇南的司令，要不是运气不好，现在还是大官！”
这句话从马廷贤嘴里说出来，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1952年的河州，早已不是他当年横行乡里的旧天地。街坊邻居听见他这样吹嘘，心里不可能平静。

因为他口中的“陇南司令”，不是靠治理地方换来的名声，而是靠枪杆子、靠抢占地盘、靠给百姓留下伤口撑起来的旧威风。马廷贤是西北军阀马安良的第四子，出身本就带着浓厚的地方武装背景。
年轻时，他跟着家族势力进入军队，后来在甘肃一带坐大，曾任甘肃联军陇南路司令等职。他的发迹，赶上了民国西北局势混乱的年月。
那时中央力量难以深入基层，地方武装打着各种旗号争城池、争粮款、争县政。老百姓最怕的不是换旗号，而是每换一次旗号，就要被搜刮一次，被惊吓一次。
可礼县县长马绍棠没有退。他知道，只要把兵权交出去，礼县百姓就很难再有安稳日子。
于是，他扣下前来接任的人，组织城内军民修防线、备守城器械，摆出要抵抗到底的架势。马廷贤得知后，恼羞成怒，派兵围攻礼县。
起初强攻不顺，他便动了更狠的心思。地方叙述中提到，马部在北门外暗挖地道，把炸药装进棺材里，趁夜送到城墙根下引爆，随后从炸开的缺口冲入城中。
城墙一破，巷战随之而来，礼县军民虽有抵抗，可装备、人数、经验都处在下风，马绍棠最终遇害，许多守城者也倒在战火里。最让百姓难以忘记的，是城破之后的抢掠和杀戮。
后来，马廷贤不但没有真正受到应有惩处，反而继续顶着“陇南绥靖指挥”一类名头活动。表面看，他像是又站稳了脚跟；实际看，他和部下、地方之间的裂痕已经越来越深。
一个人靠凶狠能压住一时，压不住长久。马廷贤对外争地盘，对内也不讲规矩。
他连部下韩进禄的姨太太也强占，引得内部反目。这样的做派，连跟着他吃饭的人都很难再心服。
后来四川邓锡侯、陕西孙蔚如等力量盯上天水，出兵争夺。马廷贤面对正规部队，很快显出虚弱。
他过去欺压地方时很强硬，真遇到强敌，队伍却撑不住，只能带着残部逃走。他先去宁夏投奔马鸿宾，可马鸿宾并不放心他，收留归收留，兵权却不让他再握。
马廷贤看出自己处境不稳，又带着钱财去了天津，过起隐匿日子。昔日自称司令的人，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多少真正的路可走。
抗战爆发后，日本方面曾试图拉拢一些失势旧军阀。马廷贤也被盯上过。
他曾到包头一带活动，但又怕身份暴露惹祸，不久便离开。后来，他回到甘肃河州老家，依靠亲属关系继续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秩序重新建立，群众开始揭发旧时恶霸和地方武装头目的问题。马廷贤因民愤较大被逮捕，经过一段时间后又被释放。
1952年回到河州，对他来说，本该是一次低头做人的机会。可他偏偏没有低头。
他在人前说自己当年是陇南司令，还把失败归成“运气不好”。这话最伤人，因为它说明他记得官位，记得威风，却不记得礼县城里的血，不记得百姓受过的苦。
也正因为这种态度，当地群众的愤怒没有散去。人们继续揭发他的旧恶，他后来再次被追究。
关于其最后处置时间，不同资料有1959年、1962年等说法，较稳妥的说法是，马廷贤最终没有逃过历史和民愤的清算。马廷贤的故事，不能只看成一个旧军阀从得势到败落。
更深一层看，它说明乱世里的权力若没有约束，最先遭殃的永远是普通百姓。枪在谁手里，粮就往谁那里走；城被谁攻下，百姓就跟着受罪。
马廷贤最后被追究，并不是所谓“运气不好”，而是他自己一步步走到那里的。他有过重新做人的机会，却仍沉迷旧日身份，把作恶当资本，把民怨当小事。
一个人若对伤害别人毫无愧意，时代变了以后，他最害怕的就不只是法律，还有那些曾经沉默却一直记得真相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