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日本战俘在回忆录中，爆料两位烈士是叛徒，其中就有我党的高级特工，东北抗日英雄张永兴。

土屋芳雄在出版的回忆录里写下不少耸人听闻的细节，指控张永兴主动带路抓捕地下党。国家有关部门看到这本回忆录后立刻成立调查组，决定对当年的敌伪档案展开极其严密的搜查，一定要查清事实真相。

张永兴生于山东蓬莱北沟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永兴从辽东化装成难民逃往北平。在北平期间，张永兴加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向组织提议组建抗日武装并得到高层采纳。随后由于带着任务前往辽西，张永兴在辽西协助高鹏振将军整编东北国民救国军。

东北国民救国军内部的抗日思想宣传以及新兵军事训练，完全由张永兴专门负责。张永兴带出的队伍战斗力迅速提升，这支队伍在热河以及辽西一带多次重创日伪军的围剿部队。一九三二年张永兴前往南京汇报工作，张永兴在南京街头偶遇了当年的南开同窗刘进中。

刘进中当时已经是一名资深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刘进中把老同学引荐给特工理查德佐尔格的情报网络，张永兴经过考核在同年十二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中共党员张树棣陪同张永兴一起前往苏联远东局第四情报部接受专业的间谍培训。

一九三四年四月，受过系统训练的张永兴和闻汉章一起潜伏回到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在当时作为北满军事枢纽，集中了大量的日本宪兵机关和军用机场。张永兴在这里化名张惠民，利用合法商人的身份作掩护，建立起代号为波波夫的秘密情报站。

张永兴心里非常清楚一旦真实身份暴露，等待张永兴的就是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与直接枪决。齐齐哈尔的二十多名抗日人士被张永兴发展进组织，这些人分工明确，日夜搜集日军在海拉尔和白城子等地的兵力调动。张永兴还安排专人盯梢日军军火仓库的运输频次。

秘密电台和交通员将这些极为重要的军事情报送往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这些涉及日军防备力量的机密文件，对当时的国际反法西斯战线起到了战略级别的作用。张永兴和担任报务员的弟弟张克兴配合默契，张家两兄弟也被外界称为东北抗日情报双星。

一九三六年八月张永兴接到苏军指令，带着大量日军机密由三道沟过江前往伯力汇报工作。就在张永兴离开大约一个月后，齐齐哈尔的情报站发生意外暴露。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侦察到齐齐哈尔存在通苏间谍活动，日本关东军高层立刻感到极为恐慌。

中警委得知消息后迅速密电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兼中央警务委员长的东条英机。东条英机迅速签署抓捕通缉令，大量日本宪兵在齐齐哈尔市区以及边境口岸大量排查。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傍晚，土屋芳雄跟着大批日本宪兵严密包围了齐齐哈尔中央路的张宅。

日本宪兵在现场强行抓获张永兴和张克兴，并在张永兴家后院的小仓房里展开极其仔细的搜查。土屋芳雄等人很快在仓房地下搜出两部无线电收发报机以及微型照相机两架。日本宪兵认定这正是困扰日本关东军长达两年之久的东北秘密情报组织。

张永兴被捕后遭到日本宪兵无数次的严刑拷打，敌人的刑具严重摧残了张永兴的肉体。看着同样受刑的弟弟张克兴，张永兴内心充满对战友的牵挂，但张永兴自始至终没有向日本宪兵吐露半点关于地下组织的机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夜里，关押张永兴的齐齐哈尔日本陆军监狱爆发一百五十多名抗日义士集体夺枪越狱事件。

越狱人员趁着日军送饭之际夺取武器冲出牢房，越狱行动虽最终失败，但这极大震慑了日本关东军的高层。

日本关东军感到恐惧，决定尽快对张永兴执行死刑。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四十一岁的张永兴和二十六岁的张克兴连同陈福绪等六人在齐齐哈尔北郊遇害。

张永兴到死也没有留下任何供词，用生命守住了组织的安全。中国调查组在一九八七年查阅了吉林省档案馆，找到了一份标号为关宪高第一百一百五十四号的关东军文件。

这份长达十七页的极密审讯记录，非常清楚地记录了张永兴和张克兴在审讯期间宁死不屈的全过程。

调查组人员随后又在海城县人民法院的旧卷宗里找到了当年真实叛徒蔡秀林的供词。蔡秀林在供词中承认是蔡秀林出卖了张永兴，这些确凿证据彻底推翻了土屋芳雄回忆录里的种种谎言。土屋芳雄这种利用亲历者口吻伪造历史的做法，本质上是想掩盖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施暴行径。

面对中国公布的大量敌伪档案，土屋芳雄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承认土屋芳雄记忆有误。一九九零年六月，七十九岁的土屋芳雄专程从日本来到中国齐齐哈尔。土屋芳雄走到张永兴的烈士墓前，双膝跪地磕头谢罪，向张永兴的家属表达了迟到的歉意。

中国有关部门随后通过正规文件为张永兴和张克兴正名。国家安全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责成黑龙江省国家安全厅为张永兴重新立碑。

齐齐哈尔市国家安全局在二零零二年为张永兴和张克兴树立了情报双星铜像，张永兴的事迹终于得到广泛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