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能吃葱蘸酱的就是富农，请客吃饭才会切块豆腐，普通人家一天两顿玉米面高粱或者小米之类，压根就没炒菜，配菜一年到头就是腌萝卜。普通人家到了刚出春的时候，去野地里找野菜，最先开始吃的是茵陈，接着是荠菜和扫帚苗也叫地肤苗，然后就到了春天菜上市的时候了。
在民国那时候的乡下，谁家要是蹲在门口，手里拿根大葱，蘸着大酱吃得津津有味，周围路过的乡亲绝对要在心里暗暗竖个大拇指：这家底子厚，绝对是个富农。
一根葱一碗酱，算什么稀罕物？这话得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里看。做一缸浓郁醇厚的大酱，需要大量的黄豆和大量的盐。民国时期的盐税极重，普通的贫苦农户买点粗盐仅仅是为了维持身体基本需求，根本舍不得拿大把的盐去发酵下酱。再者，饭都吃不饱的普通人家，哪里还有多余的黄豆去熬酱？所以，能痛痛快快吃上葱蘸酱，意味着家里不仅有余粮，还有闲钱买盐，这就是实打实的财力证明。
那么普通人家吃什么？一天两顿，高粱、玉米面或者小米之类，压根就没炒菜。
那时候的乡下为了节省粮食，普遍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九十点钟一顿，下午四五点钟一顿。主食全是粗粮中的粗粮。高粱面饼子颜色发红，干硬粗糙，咽下去的时候感觉嗓子眼都要被刮破一层皮。好一点的是玉米面窝头，至于白面馒头，那是过年或者老人大寿才敢想的奢侈品。小米也舍不得做干饭，大多是熬成清汤寡水的粥，一碗粥端起来，能清楚地照见人影。
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配菜一年到头就是腌萝卜。
现代人做饭，起锅烧油是基本操作。民国时期的普通农民，家里甚至连个炒菜的铁锅和锅铲都没有。因为没有油，拿什么炒菜？冯玉祥将军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活》里回忆过以前的农村，他原话大意就是：吃饭的时候，从没见过谁家特意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大葱、萝卜、咸菜，是他们经常的菜蔬。
一口干巴巴的高粱面窝头，就着一块齁咸的腌萝卜，这就是无数先辈们日复一日的口粮。缸里沤的萝卜条，靠着粗盐和时间发酵，没有任何多余的调料，提供了一家人下地干重体力活必需的盐分。
平淡苦涩的日子里，总要讲究个人情世故。请客吃饭才会切块豆腐，这绝对是当时农村待客的最高规格。
豆腐在今天极其廉价，但在当时，它是贫苦人家的“肉”。打一块豆腐需要黄豆，还需要去豆腐坊费时费力地换。村里老李头家要是来了贵客，或者家里有个红白喜事，老李绝对会咬咬牙，拿上几捧家里积攒的黄豆，去村头换一块热气腾腾的豆腐回来。把豆腐小心翼翼地切成方块，上面撒点粗盐末，要是能滴上两滴香油，那香味能飘满整个院子。客人看着这盘豆腐，心里明白，主家这是把压箱底的面子都端上桌了。这块豆腐，吃的是人情，更是那份倾其所有的敬重。
如果说平日里的粗粮咸菜还能勉强维持生计，那么到了刚出春的时候，普通人家迎来的就是最难熬的“春荒”。
寒冬刚过，万物复苏。现在的文人墨客喜欢赞美春天的生机，可是对于民国时期的农民来说，初春意味着“青黄不接”。家里的存粮缸早就见了底，地里的冬小麦连穗都没抽，肚子里的空虚感像猫抓一样折磨人。为了活命，大家只能把目光投向田间地头，去野地里找野菜。
最先救场的是茵陈。老话说“三月茵陈四月蒿”。在倒春寒的风里，土地刚刚解冻，农妇们就带着孩子，拿着小锄头去地里寻摸了。刚冒头的茵陈带着一层灰绿色的白毫，有一股淡淡的药苦味。这东西根本谈不上好吃，但它是最早能填肚子的绿叶子。把茵陈洗干净，拌上一点点救命的玉米面，放在锅里蒸熟。孩子们端着碗狼吞虎咽，一点点苦味在嘴里散开，这就是早春存活下去的希望。
等天气再暖和一点，接着就是荠菜冒头了。这算是野菜里的极品，带着一种特有的清香。同样是掺着杂面蒸着吃，或者剁碎了贴在饼子上。今天的高档餐厅里，荠菜猪肉饺子是标榜养生的高级菜品，价格不菲。可是当年的人吃荠菜，纯粹是因为粮食不够，拿野草来凑数。
再往后，扫帚苗也长起来了。这种植物长成之后，老百姓把它割下来绑在一起当扫地用的扫帚。但在它最鲜嫩的初春时节，它的叶子同样是餐桌上的主角。扫帚苗吃起来比其他野菜稍微柔软一些，口感带着一丝涩，焯过水后勉强能下咽。
全村人就靠着吃完茵陈吃荠菜，吃完荠菜吃扫帚苗，硬生生地从地里抠出一点口粮，然后就到了春天菜上市的时候了。等到头茬的菠菜、小白菜终于能从地里拔出来，这场残酷的春荒才算勉强熬过去。
现在每到周末，很多城里人喜欢开车去乡下的农家乐，专门点一盘“凉拌野菜”或者“野菜窝窝头”，觉得这东西绿色环保、清理肠胃。大家一边吃一边夸这野菜味道真鲜亮，带着大自然的气息。时代的变迁确实让人感慨万千。过去用来续命度荒的野草，变成了今天调剂口味的有机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