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 洞见丨大卫·伍顿（David Wootton）认为，这两句话的内容和语言非常接近，表达的其实是同一个观点。斯密是不是有意升华孟德斯鸠的荣誉概念从而成就“看不见的手”这一论证？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观点如此一致，足以说明这位法国大师使斯密受益匪浅。斯密渴望像孟德斯鸠那样写一部佳作，既成为政治经济领域学术著作的中流砥柱，又是一部享有众多读者的畅销书。毕竟，在孟德斯鸠以前，未曾有人写过既让“文人共和国”的哲学成员钦佩又让普通读者赞不绝口的大部头学术专著。斯密最亲密的朋友大卫·休谟试图把他的《人性论》（1739）塑造成这样的作品，但徒劳无益，这部作品未能吸引广大的读者群。十年后，孟德斯鸠却让世人看见，一部具有独创性和渊博学问的精湛的作品可以成为畅销书。此时，斯密不只是在方法论和思想上模仿孟德斯鸠，也不只是效仿他的博大精深，最重要的是汲取他写作风格的优雅和娴熟。斯密使用这样清晰酣畅的散文体写作，希望吸引读书界大部分读者，请他们阅读一本深奥得令人胆怯的学术专著。据说，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教学生时说道：“孟德斯鸠先生是世上独具一格的人，他同时拥有四项特质：卓越的判断力、敏锐的想象力、睿智的幽默、渊博的学问。这四项特质在他人身上几乎不曾统一存在。”然而，斯密与出版商建立关系的方式和孟德斯鸠截然不同。我们在前面的章节看到，孟德斯鸠逃避出版商。但是，斯密与出版商交往频繁，关系亲密、融洽。英国与法国相比，版权保护相对有效，审查制度不严格，作者和出版商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建立更稳定、开放的工作关系。在18世纪50年代，伦敦的印刷商或出版商经常不辞旅途艰辛前往苏格兰，与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书商寻求合作关系，从作者手里获取待出版的新书稿。出版商安德鲁·米勒就是这样在造访苏格兰时结识了亚当·斯密。后来，米勒与爱丁堡的苏格兰书商安德鲁·金凯德和约翰·贝尔（John Bell）合作，出版并销售了斯密的第一本书《道德情操论》（1759）。此后不久，米勒把斯密引荐给比自己年轻的合伙人威廉·斯特拉恩，而斯特拉恩和伦敦的书商托马斯·卡德尔有牢固的合作关系。到了18世纪80年代，斯特拉恩在米勒退休后接管了他的业务，与卡德尔一同成为“伦敦，也许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出版商。对斯密来说，这些关系超越了生意来往；斯特拉恩成了他亲密的朋友。斯密早期和斯特拉恩通信时，会向他推荐一本严肃的书，而且极尽详细地讨论书中的内容。斯密和斯特拉恩的书信来往，与他和休谟的书信来往，有时几乎没有差异。同样，英国的印刷商/出版商不希望作者把他们视为不懂思想的纯粹的商人；他们在传播思想、把握购书者的阅读品味和习惯方面非常在行，因而希望作者和他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斯密和米勒、斯特拉恩以及卡德尔保持书信来往。他曾经住在家乡寇克卡迪（Kirkcaldy，距离爱丁堡大约30英里），在那个有些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撰写《国富论》。可是几年后，斯密于1773年搬家到伦敦，这样他就可以在近距离接触斯特拉恩和卡德尔的情况下完成他的杰作。斯密就这样和他的印刷商/出版商一起商议《国富论》的版式、设计和发行事宜。恰恰因为他们近距离频繁地接触，就没有机会通信，所以，他们交流的内容几乎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是，斯密能够在这段时间润色文字，和出版商齐心协力完成著作最后阶段的工作。直到《国富论》首次出版后，他才回到苏格兰。1776年3月9日，《国富论》以两卷4开本的样貌问世，每一卷都有500多页，与《论法的精神》的长度和版式几乎一样。有书评迅即赞扬《国富论》的“独创性、系统性和统一性”，认为这部作品“策划非常独到，在许多细节上都有别于普通思路”。读者也察觉到这本书的“基本原理”围绕“商业无须法律干预，应充分享受自由”这个原则。《国富论》发行尚不足一个月，休·布莱尔致信斯密说：“我深信，自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问世以来，欧洲未曾出现过［像您的作品］这样有助于开拓并纠正人类思想的出版物。”《国富论》由斯特拉恩印刷，由卡德尔在斯特兰德大街自己的书店销售，书价昂贵，未装订的版本零售价是1.16英镑，已装订好的零售价是2.2英镑。只有富人、公共机构或流通图书馆才能买一本如此贵重的书；中产阶层的读者甚至都买不起。要挣够钱买这一本书，管家或车夫需要工作几个月，木工需要工作几个星期，技术熟练的工程师也需要工作几天。富有的苏格兰绅士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在伦敦租一套公寓也只是用到这一半多一些的钱。虽然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据理查德·谢尔的估计，斯特拉恩印刷的第一版《国富论》有可能是750本。斯密这部两卷4开本的著作，长度是他上一本书《道德情操论》的两倍多。《道德情操论》是安德鲁·米勒即斯特拉恩的前任于1759年印刷的，是比较寻常的8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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