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河南农妇王次妞，眼睁睁看着儿子被人活活打死，告状无门走投无路，亲手砍下儿子的头，背着死不瞑目的头颅，徒步上京告状讨公道！

主要信源：（青年参考——13年上访路:母亲亲手割下儿子头颅上京告御状）

1991年河南嵩县的山村还裹在深冬的寒气里，农妇王次妞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正月。

她本在邻村给女儿带孩子，准备等过年给小外孙扯几尺新布做衣裳，突然一封电报拍到手里，只写着“大儿病重速归”。

她揣着攒下的20块钱，连夜挤上拖拉机换汽车，到家时却只看见一口薄皮棺材停在河滩边。

她的大儿子姚国强才22岁，是家里顶壮实的劳力。

出事前他在本地金矿背矿石，那天矿主白华山丢了280克黄金，不分青红皂白就报了案。

派出所民警张亚伟把姚国强单独带到屋里，棍棒、皮带、导火索轮着往身上抽。

年轻人骨头硬，咬死了不认，他们就扒光他的衣服接着打，从半夜打到第二天下午四点。

姚国强最后断了气，浑身没一块好肉，眼睛瞪得老大没闭上。

白华山怕担责任，花150块钱雇人把尸体扔到河沟里。

姚国强的爹姚贞元闻讯赶去，把儿子冰凉的身子拉回家，停在伊河边的河滩上。

王次妞和丈夫天天往县城跑，找书记、找县长、找政法委。

县长马国敏当时跪在他们面前，说一定给个公道，还给了两千斤粮票和五千块钱安葬费。

可转头凶手就被放了，白华山他爹在县城放鞭炮庆祝，说“这事儿翻篇了”。

王次妞不信邪。

她守着儿子的棺材不肯下葬，一守就是20多天。

县里没人再理会，她想起早年听过的戏文，说有冤屈的百姓割了人头进京告状，能惊动天子。

正月初八那天傍晚，她把菜刀磨得飞快，掀开棺材盖，亲手割下儿子的头颅，用破布和卫生纸层层裹好。

丈夫和女婿追上来，四个人背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挤上开往北京的硬座火车。

车厢里有人问包里装的啥，王次妞只说“是我儿子的公道”。

到北京后他们找到信访局，接待的人问她有啥证据，她把布包往桌上一放。

解开布的那一刻，整个屋子静得能听见针掉地上的声音——那颗头发被扯乱、七窍还在渗血的头颅明晃晃摆在桌上。

有个年轻的女工作人员当场吓晕过去。

这事很快惊动了上面，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亲自批示，限河南方面一周内上报结果。

河南省、洛阳市、嵩县三级检察院的人赶到北京接他们回乡。

1991年9月，洛阳市法院在嵩县开庭，判张亚伟和白华山无期徒刑，另外两人判了三年。

可王次妞不服，她觉得这不该是故意伤害，而是故意杀人，且家里连一分钱赔偿都没见到。

那张五千块的收条，她后来找人比对，丈夫姚贞元的手印根本对不上。

这之后的13年，王次妞活成了“上访专业户”。

她做了件白大褂，前后写满儿子的冤情，一趟趟跑郑州、跑北京。

1997年冬天，丈夫姚贞元在去洛阳申诉的路上被车撞死，对方赔了两万块钱。

她没哭，把丈夫的骨灰盒和儿子的遗像摆在一起，接着跑。

2003年她去了六趟北京，2004年又去了三趟，名字被列进省市的重点稳控名单。

直到2004年8月，洛阳市中院终于判下来，张亚伟、白华山等人赔偿,54739块钱。

拿到判决书那天，王次妞已经满头白发。

她回到嵩县石坡村的老屋，那两间土坯房靠山的一边塌了角，墙缝能塞进一个拳头。

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她摸着那一摞泛黄的上访材料，说儿子死不瞑目，当娘的就得讨这个理。

这些年她见过太多冷脸，听过太多“等着”，也见过凶手被判后又放出来。

可她总觉得，只要自己还走得动，这事儿就没完。

现在的王次妞很少出门，村里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段往事。

只有偶尔有外地记者找来，她才会翻出那件写满字的白大褂，指着上面的日期念叨。

她说自己不识字，但记得每一个日子，儿子死的日子、割头的日子、第一次去北京的日子。

那些日子像刻在骨头上的记号，陪着她从壮年走到衰老。

她总说法律没缺席，只是来得慢了些，可那些被耽误的时光、死去的亲人，终究是补不回来了。

从嵩县到洛阳，从洛阳到郑州，再从郑州到北京，这条路她走了13年。

每回上路，她都穿着那件白大褂，背着一布包材料，饿了啃口干馍，渴了喝口凉水。

有回在火车上，乘务员看她可怜，偷偷塞给她一盒泡面。

她捧着那盒面，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说这比家里的饭香多了。

可转头她就笑了，说只要能给儿子讨回公道，再苦也值。

村里的老人说，王次妞这辈子算是毁了。

年轻时那么利索的一个人，如今背驼得像张弓，头发白得像霜打的草。

可她自己不这么想。

她总觉得，要是自己当初没去北京，儿子这案子说不定就真黄了。

虽然凶手没判死刑，虽然赔偿拖了十几年，可到底是有个说法了。

她常摸着判决书上那鲜红的公章，喃喃自语：“国强啊，你瞅瞅，娘给你争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