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 文萃丨1938年1月1日，陈训慈在客中江上，迎来了新的一年。

晨曦微明，阳光一寸寸照进船舱，这阵子阴雨连绵，他已经忘了有多久没见过太阳，船头的风，吹得衣角簌簌作响，自数月前决意将浙江图书馆馆藏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他善本书籍转运避难开始，他就知道，这一路，注定难行。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撕碎了北平的宁静，一场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全面打响！为实现统治中国的狼子野心，日本侵略者发起了一场比军事侵略更为阴险毒辣的文化毁灭战。他们大肆破坏学校、图书馆等文化机构，焚烧掠夺文物典籍，妄图从精神上彻底摧毁这个民族的反抗意志。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随之坠入劫难频仍的黑暗时代。

为保存民族的火种，一场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图书馆西迁行动悄然开启。他们带着书翻山越岭，穿越战火与饥寒，一路向西，誓为中华文脉博出一线生机。

你一定想象不到，在这一战场，与日军斡旋的，不是军队，不是政府，而是一群势单力薄的书生。

陈训慈，便是其中顶顶重要的一位。

在浙图后人的回忆里，他是位“瘦瘦小小的老者，拄着拐杖，踩着碎步进进出出，好像生怕踩着蚂蚁，连生气都是文绉绉的”。可正是眼前这位文弱书生，找人，找钱，找车，奇迹般带着国宝翻山过河，躲过了炮火连天。

作为浙江图书馆馆长，抗战爆发之际，最让陈训慈忧心的便是他们馆藏的国宝——文澜阁 《四库全书》。至民国仅存三部半的《四库全书》，此时更命运难料，文澜阁本成了“南三阁”中仅存的“独苗”。

陈训慈深感责任之重，所以早在杭州沦陷前几个月，就已开始着手，为这些书寻找安全的藏身之处。

教育部虽然是名义上搬书的总指挥，但实际上却是压根指望不上。

搬到哪？只能图书馆自己琢磨，运输的车和钱也得自己想办法。

为此，陈训慈多次前往浙江省教育厅寻求帮助，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甚至还吃过几回闭门羹，以至于多年后，老先生仍对政府当局当时不负责任之态度，气恼不已，以至多次向朋友提起，他和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去找厅长要求拨款遭到的冷遇。

后来，教育厅禁不住他的软磨硬泡，给了300元作为路费，可这根本办不成什么事。陈先生只好回到老家，将家中谷仓中的稻谷全部贱价出售，这才筹到了急需的200元。

在将文澜阁《四库全书》抢运至富阳后，也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再次将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大量线装书和外文图书抢救出来。在很多人的回忆里，都提到：陈训慈，是最后撤离图书馆的。

在陈训慈撤离仅三天后，杭州彻底沦陷。

人们都说，这位陈馆长，之所以能带着书逃难，还多次跳出日军围剿，躲过一次次空袭，与他曾师从竺可桢，有史地研究功底有很大关系。陈训慈似乎总能洞察局势，料敌先机。

可事实上，也有他料想不到的……

因为从杭州撤离的匆忙，他甚至还来不及，去火车站与妻儿道别。为抢救这些书，陈训慈做出了人生中最“无情”的选择：让即将生产的老婆独自带着五个孩子回老家。在女儿陈约文的回忆里，临行前，父亲对母亲只有一句交代：“你们自己逃难去吧。”

此去颠沛流离，归期未定。此身许国，再难许卿……

可让人难过的是，不久传来消息，妻子在老家难产丧子，儿女们在沦陷区苦苦挣扎。而他和这些书，也是朝不保夕。这几个月，为筹集运费，向来要面子的文人，不惜四处举债，为借车，他被各地官僚耍得团团转，吃尽苦头。最后还是向自己的老师、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求助，才从浙大西迁的车队中抽调了一辆。

于是，这年元旦，他坐在船头，望着远山，把自责写进日记：“此次仓皇迁避，搬书未完，未达安全之地，尤觉未能善其守书之职，忧咎难以自解也。”

随着战火的逼近，陈训慈正打算将藏匿于建德绪塘的230余箱书籍，紧急转移至内地。此行，正是为了车辆、资金诸事，坐船前往浙江省府所在的金华永康。

他在日记里，告诉自己：“父母沉疴，尚且期复健康，则吾人对祖国尤应不作消极之想……”

船只晃晃悠悠，这一路陈训慈都在想，一切总会好的，等安置好这些书，他还有个件大事要办，那就是——抢救天一阁藏书。

如果说，抢救《四库全书》，是他作为浙江图书馆馆长的职责所在，那么执意抢救这样一座私家藏书楼的书，就是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大抵是在先生眼中：国难当前，甭管是范家的书，还是陈家的书，首先，那都是中国的书！

后来，他在《战时图书馆事业》一文中如是写道：“相信能够多尽一分力量，对于抗战前途，必能多得一分助力，而且敌人只能毁灭我们的馆舍，劫夺我们的图书，决不能打击我们不屈不挠的服务精神。”

自杭州沦陷后，天一阁就一直牵动着他的心。沿金华江顺流而下，经过富春江，再过钱塘江，就能望见甬江了。战火早烧到了宁波城，想守护一座书楼，怎么就那么难呢？好不容易修好的天一阁，又再一次被推到了生死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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