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首辅从人品上来看，高拱第一，严嵩第二，张居正第三，徐阶第四；从政治手段上看，张居正第一，严嵩第二，徐介第三，高拱第四。 高拱虽然只干了三年首辅，但是给张居正十年改革打开了局面。像高拱这样的实干家，比海瑞强多了，比徐阶、严嵩之流更是强出百倍。高拱和张居正政治主张相同，都想着改革。

嘉靖后期积弊很深，财政吃紧，边防压力大，官员办事拖沓，朝廷需要的不是漂亮话，而是能把局面往前推的人。
高拱最像一个急性子的办事人。他不是没有缺点，脾气硬，话锋重，得罪人也快。
可他的长处也正在这里：看见问题就想动手，不喜欢慢慢磨。隆庆三年，穆宗重新起用高拱，他后来兼掌吏部，确实一度握有很大权力，选人用人、边防治理、财政事务都插得很深。
高拱的价值，不在于他坐了多久首辅，而在于他把隆庆朝从嘉靖旧局里往外拉了一把。北边长期和俺答汗对峙，打下去耗钱耗人，边民也不得安生。
隆庆四年到隆庆五年前后，明廷推动与俺答汗议和、封贡、互市，北方边境由紧张转向缓和，这为后来的万历改革腾出了空间。张居正后来能施展拳脚，前面确实有高拱打开局面的因素。
张居正入阁后曾提出《陈六事疏》，但在隆庆年间，他还没有足够权力全面推开改革。等到隆庆六年穆宗去世，神宗即位，张居正联合冯保排挤高拱，随后成为首辅，改革才真正进入强力推进阶段。

所以从政治手段上看，张居正确实比高拱高一层。高拱做事靠锋芒，张居正做事靠布局。
高拱容易把矛盾摆到台面上，张居正更懂得借皇权、借太后、借内廷，把支持改革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这样的能力，在当时的明朝官场里非常关键。
张居正最厉害的地方，是知道改革不能只靠口号。他推行考成法，把官员办事期限、责任追查、上下考核连在一起。
过去官员可以拖，可以推，可以写一堆空话交差；考成法一来，事情办没办、办到哪一步，都要有账可查。万历元年十一月，考成法正式推行后，行政效率明显提高。
但张居正也不是没有问题。他的改革见效快，是因为权力高度集中；权力集中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压住不同声音。
他死后被清算，并不只因为别人嫉妒，也和他生前用权过重、树敌太多有关。一个改革家如果把制度全压在个人威望上，人一倒，政策就容易跟着摇晃。
严嵩的情况更复杂。说他政治手段强，这一点恐怕很难否认。

他在嘉靖朝长期得势，善于揣摩皇帝心思，尤其会迎合嘉靖帝崇道修玄的偏好。故宫博物院资料记载，严嵩曾两度任首辅，兼吏部尚书，其子严世蕃也在朝中横行，父子贪污纳贿、排除异己，最后严世蕃被杀，严嵩革职抄家。
严嵩的问题正在这里：他聪明，却把聪明用在了保权、敛财和打击异己上。他能在复杂局面中活得久，说明他的政治嗅觉很灵；但他长期掌权造成的官场风气败坏，也不是一句“有手段”就能掩盖。
负面人物不能因为会钻营，就被说成“有能力的能臣”。徐阶则像一位老练的拆局者。
他能熬过严嵩时代，并在合适时机推动严嵩倒台，说明他极会判断风向。徐阶比高拱温和，比张居正柔软，也比严嵩更懂得把话说得漂亮、把事做得不露痕迹。
这样的人，在朝堂上往往活得更稳。可徐阶也并不干净到毫无争议，后世谈到他，绕不开家族田产和海瑞退田等问题，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清查豪强侵占土地，徐阶家族也卷入其中。

一个能斗倒严嵩的人，自己家族却在地方利益里留下麻烦，这正是徐阶评价难以单纯拔高的原因。若从人品看，高拱排在前面，理由不是他完美，而是他较少把公权变成家族私利，做事也更直接。
严嵩排在张居正之前，这个判断需要谨慎，因为严嵩的负面记录很重；如果只是说“个人品行复杂、并非简单脸谱”，还可以讨论，但若说他人品优于张居正，就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很有争议的看法。高拱最大的遗憾，是谋国有余，谋身不足。
他看得见明朝的病，也敢下药，却没有足够耐心处理人心。他得罪徐阶旧党，也压住同僚空间，最后在神宗刚继位的敏感时刻被张居正和冯保抓住机会，迅速出局。
这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政治防护太薄。严嵩留下的教训更直接：权术如果失去底线，就会反过来毁掉朝廷。
徐阶留下的提醒也很现实：清除坏人不等于自己就没有问题，能在高处站稳的人，往往也必须接受更严厉的历史审视。在我看来，评价这四位首辅，不能只看谁更清高，也不能只看谁更会赢。
高拱值得肯定，是因为他确实抓住了明朝最要紧的病根：用人、财政、边防和行政效率。他输给张居正，不代表他的方向错了，只说明改革者光有公心和能力还不够，还要懂得把同路人留在身边，把制度安排得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