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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鬼子抓来20多个姑娘,就在几位姑娘要被糟蹋时,一个汉奸突然说:太君,

1941年,鬼子抓来20多个姑娘,就在几位姑娘要被糟蹋时,一个汉奸突然说:太君,要验身!然而,趁鬼子不注意时,汉奸轻声对姑娘们说:别害怕,我救你们出去!
要完全看懂这个计谋的精妙之处,必须先扒一扒日军当时的致命软肋。为什么“验身”这两个字,能让色令智昏的鬼子乖乖停下动作?
其实,这正是当时日军高层极其恐惧的一个卫生死穴。早在多年前日军出兵西伯利亚的时候,就有大量士兵因为四处乱搞而感染了严重的性病。那次传染病大爆发,直接导致上万名日军丧失战斗力,这比在战场上被敌人击毙的人数还要多。这段黑历史让日本军部高层心有余悸。到了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军高层下达了死命令:为了保持所谓“皇军的战斗力”,所有被抓来充当“慰安妇”的妇女,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身体检查。一旦发现有传染病,绝对禁止士兵触碰,必须立刻隔离或处理掉。
那个日军小队长显然也是受过上级严厉警告的。听到翻译官这么一提醒,他原本贪婪的眼神里立刻闪过一丝忌惮。虽说心里急不可耐,但在“影响皇军战斗力”这顶足以送命的大帽子面前,他也不敢轻易造次。
翻译官见小队长有些动摇,立刻添油加醋地用日语汇报起来。他说这村庄地处偏僻,卫生条件极差,谁也不知道这些女人身上有没有带什么烈性脏病。万一太君们因为一时兴起染上了病,耽误了接下来的秋季大扫荡任务,上头追究下来,那可是要上军事法庭切腹谢罪的。为了百分之百的安全,最好把她们先送到城里的维持会诊所,让指定的医生做个体检,确认干净了再送回来供太君们享用。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字字句句都在为“皇军”的安全和利益着想。小队长听罢,深以为然地拍了拍翻译官的肩膀,竖起大拇指夸他大大地忠诚,随后便挥了挥手,命令几名伪军跟着这个翻译官一起,押送这20多个姑娘去城里的诊所“验身”。
就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一场近在眼前的浩劫被硬生生地拖延住了。但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的脱身计划才是真正的生死考验。
在押送的路上,翻译官故意让伪军们走在前后两头,自己则紧挨着姑娘们,用极其微弱的声音交代着接下来的行动细节。到了城里的诊所后,那里早就有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在等着了。这位大夫表面上是受日本人指派的医生,背地里却有着另一重身份——同样是潜伏在敌占区的地下抗日同志。
诊所的大门一关,翻译官和大夫立刻默契地行动起来。大夫甚至连脉都没号,就直接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印章,刷刷刷地填出了一大叠“疑似患有严重烈性传染病”的日文诊断书。与此同时,翻译官借口给兄弟们买烟买酒犒劳大家,把外面站岗的几个伪军忽悠去了街角的小酒馆。
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空档,诊所后院的那扇破木门被悄悄推开了。后院外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几辆盖着厚厚干草的骡马车早就等候多时。负责接应的地下工作者迅速将这20多个姑娘藏进干草堆里,还给她们换上了破旧的乞丐衣服作为掩护。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马车夫一扬鞭子,趁着夜色和伪军喝酒的混乱,迅速朝着城外的安全地带疾驰而去。
等到外面的伪军喝得醉醺醺回来,诊所里早已经是人去楼空,只剩下那个大夫被五花大绑地扔在地上,嘴里死死塞着破布。翻译官也躺在旁边,头上还故意磕出了一个大包,满脸是血,看起来惨不忍睹。
当鬼子小队长接到报告气急败坏地赶到诊所时,翻译官“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痛哭流涕地汇报:那群女人里藏着极其凶悍的抗日分子,趁着体检的时候突然暴起,不仅打伤了他和大夫,还翻墙逃跑了。大夫也顺势拿出那份厚厚的诊断书,颤颤巍巍地说那些女人身上几乎都带着烈性传染病,跑了对皇军来说简直是不幸中的万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鬼子小队长虽然气得暴跳如雷,狠狠扇了翻译官几个大耳光,但看着那份带有“传染病”字样的盖章诊断书,心里其实也暗自长舒了一口气,庆幸自己没有急于沾染她们。
就这样,一场精心设计的惊险营救,在这几个地下工作者的绝妙配合下,天衣无缝地完成了。那20多个姑娘最终被安全转移到了抗日根据地,躲过了一场人间浩劫。后来,很多被救出的姑娘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抗日队伍,成了真正的巾帼英雄。
那些被救出去的姑娘们,或许一辈子都不知道那个满脸堆笑的翻译官到底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在鬼子的残酷扫荡中活下来。她们脑海里只记得,在那个暗无天日的黑夜里,有一双极其坚毅的眼睛,有一句比泰山还要重的承诺:“别害怕,我救你们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