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北平。新房里，新娘袁荃猷对着一堆葱皮发愁——她想帮忙做饭，却把大葱一层层全都剥没了。新郎王世襄闻声一看，乐了。他这才想起，自己娶的这位，是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格格"。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教育部随即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专门负责追还被侵占的中国文物。

经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联名推荐，年仅31岁的王世襄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故宫文献馆馆长沈兼士的主持下，负责北平、天津一带的文物清查与追缴。

这差事说着风光，实际上几乎是一个人在扛。王世襄先在《华北日报》登出公告广征线索，随即一个案子接一个案子地追。

德国人杨宁史手里非法持有的青铜器，瓷器藏家郭葆昌的旧藏，末代皇帝溥仪存放在天津张园的故宫旧物，前后分七批追回，数量累计达两三千件之多。

还没喘口气，1946年底，王世襄又被派赴日本，交涉一批善本图书的归还事宜。这批书原属中央图书馆馆藏，香港沦陷时被日本海军强行劫走，后经中国驻日代表团查找，在东京郊外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里找到了下落。

1947年2月，共106箱善本经由横滨装船，终于运回上海。

外界本以为他会由此走上一条坦途，没想到一场政治运动把一切全搅乱了。

1952年"三反"运动席卷全国，王世襄当年以接收代表身份追缴文物的那段经历，反而成了被怀疑的把柄。质问的逻辑简单粗暴：经手那么多国宝，怎么可能没有贪污？

王世襄先被关押在故宫东岳庙四个月，后转至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前后拘押超过一年。

期间还专门召开了批斗大会，声称其"罪不容诛"。王世襄后来说，那段时间确实险些垮掉，但终究撑了过来。

审查以无任何贪污证据结束，王世襄获释，随即收到故宫博物院的公函——开除公职，自行到劳动局登记谋生。一个亲手为国家追回数千件国宝的人，被这样扫地出门。

此后，王世襄在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落脚，业余时间开始系统收购散落北京民间的明式家具，骑着板车走遍大街小巷，从废品堆和旧货摊里淘出被人遗弃的旧物件，一件件亲自检视。

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因表达对"三反"案件的不满意见，再度被划为右派，直到1962年才得以摘帽。

也正是在这段不断受挫的岁月里，袁荃猷一直守在旁边。

1948年，夫妻俩变卖婚嫁首饰和婆婆传下的翠戒，甚至把袁荃猷珍藏多年的日本版画册送进当铺，凑齐五两黄金，换来了一张唐代古琴"大圣遗音"。

家里为此一度穷到揭不开锅，袁荃猷却毫不在意，每日安然坐在琴前弹奏，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后来，王世襄开始着手编写《明式家具研究》，书中需要大量精密的结构图。前後请了几位专业绘图师，都没能画出他要的那种精度。

袁荃猷见状，放下琴，拿起铅笔和圆规，从头自学建筑透视图，常常一蹲就是大半天，腰酸背痛也不停手。七百多幅榫卯结构图，她画了整整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