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以及五代后的导演们不同于前辈，他们在逐渐偏离了宏大叙事、家国故事，以及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的选题下面，相对集中在了个人特色的当下经历和经验，或者一个普通的人在历史中的成长经历等选材。
但任何人都分成三六九等。那么有的电影的视角，也不可避免地选择最底层人民。这个视角既有艺术创新性，同时也有政治批判性，或者叫干预政治性，部分也有迎合了西方电影评奖的口味。
如果说妓女的身份和生活，在电影中通常被认为是女性最低层的话，那么，农民工尤其是矿工则是男性身处社会最底层的普遍象征。这是我写作短文的核心观点。
这种选择主要是来自于电影中的视觉需要。因为女性出现在电影里，观众的心理预期是希望她长得好看，这个条件是不能缺少的，其次才是贫穷和卑微。女性要普遍具备这个特点，那么就是妓女了。男性出现在电影里。农民工尤其是挖煤挖矿的工人，浑身尘土，满脸煤炭，肮脏劳累……很明显，这就是社会上需要援助的弱势群体。
改革开放前的农民工尤其是矿工题材无非两种：一是在旧社会，党领导矿工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二是在新中国，矿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他们千方百计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
而当代的农民工矿工题材，显然有了不同的追求。比如在贾樟柯的《站台》、《三峡好人》里，矿工韩三平之所以愿意下井挖煤，面对随时丢掉性命的危险，那就是为了一家人的生存。而李阳的《盲井》，除了要揭示人性的黑暗，也要借助矿工工作的危险环境。
西方电影中也有类似的处理。比如洛奇的《凯西回家》、福特的《青山翠谷》、好莱坞的《矿山怒火》、《码头风云》等。也都是拿矿工工作视为不能回避的苦难。
但不同的是，西方电影里常有牧师代表了上帝与正义，他和资本家们进行斗争。在当代中国的农民工和矿工题材，如何拯救还好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苦难，那么就缺少了牧师之类的援助力量。
这是我国现实题材的一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