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陈明仁去北京开会，带枪进了会场。大会秘书长彭真让贺龙帮忙，把陈明仁的枪收了。贺老总不愿得罪人，叫来迟浩田，说道：小迟，你去把陈军长的枪收了吧。
当时已经成了新中国的开国上将，陈明仁为何还要随身带着枪？这里面大有文章，体现着毛主席极其宏大的伟人格局。
1949年，陈明仁与程潜深明大义，通电宣布湖南和平起义，让千万百姓免遭战火涂炭。后来陈明仁受邀前往北京，毛主席亲自在天坛公园接见了他。当时毛主席满面春风地问他，起义过来有什么条件。陈明仁立正敬礼，回答得掷地有声：“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服了共产党，没有任何条件，我就想继续带兵！”
毛主席听完哈哈大笑，幽默地回了一句：“哎呀，人家有条件我倒好办，你没有条件，我倒不好办了。”
紧接着，毛主席大手一挥，给了陈明仁极大的优待与信任：不仅保留了他的部队建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让他继续当司令员，更特批陈明仁可以继续保留他的配枪。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这把枪已经超越了武器的范畴，它代表着党中央对起义将领毫无保留的绝对信任，同样也承载着陈明仁作为一名纯粹军人的最后骄傲。
咱们把视线重新拉回1959年的会场。
毛主席当年虽然给了特权，纪律终究是纪律。彭真作为大会秘书长，无论如何都要消除这个安保隐患。硬去收枪肯定行不通。陈明仁那个“倔驴”脾气一旦上来，要是警卫人员强行缴械，老将军极有可能当场翻脸掀桌子。这要是闹开了，必定会让大家下不来台，甚至可能会在众多起义将领中引发巨大的心理波动，让人误以为共产党要卸磨杀驴，不信任他们了。
这绝非简单的安保漏洞，背后牵扯着极其微妙的政治考量。
彭真深思熟虑后，找到了贺龙元帅。贺老总威望极高、资历深厚，而且性格豪爽、江湖气重，在各路将领中极具人缘。彭真盘算着，让贺老总出面去跟陈明仁打个招呼，顺水推舟把枪留下，场面上应该能过得去。
贺老总听完彭真的述说，心里立刻就跟明镜似的。贺老总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看似粗犷，实则心细如发。他非常清楚，自己绝对不能亲自出面去收这把枪。
贺龙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帅，代表着军方最高级别的统帅之一。如果他亲自去找陈明仁要枪，陈明仁心里会作何感想？老将军肯定会犯嘀咕：“上面专门派个元帅来缴我的械，这是防着我啊！”一旦让老将军产生了这种政治猜忌，统战工作的好局就全毁了。对待这些战功赫赫的起义将领，必须要给足情面，绝不能让他们感到一丝一毫的轻视。
怎么破这个局？贺老总目光一扫，看到了当时正在会场负责相关工作的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正是迟浩田。
1959年的迟浩田，刚好30岁出头。年纪虽轻，来头却一点不小。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真正战斗英雄。在抗美援朝极其惨烈的长津湖战役中，迟浩田作为第27军的营教导员，带着志愿军战士在零下四十度的冰天雪地里和美军王牌部队死磕，屡建奇功，被评为一等功臣。他身上带着新一代解放军将领的勃勃英气，为人又十分机警干练。
贺老总把迟浩田叫到跟前，压低声音嘱咐道：“小迟，你去把陈军长的枪收了吧。”
这短短的一句交代，蕴含着极高的政治智慧。让一个年轻的晚辈、一个下级军官去执行这个任务，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就从“上级对下级的缴械与防范”，变成了“晚辈对长辈的恳求”，从“政治怀疑”降格成了“例行公事”。
迟浩田接到命令，心里自然明白这差事不好干，但也瞬间领悟了贺老总的良苦用心。他立刻整理了一下军容，迈步走到陈明仁老将军面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极其标准、充满敬意的军礼。
当时的情境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沟通艺术。迟浩田态度极为谦卑，一口一个“陈老将军”，先是表达了年轻一辈军人对这位抗日名将、老派军人的由衷敬仰。紧接着，话锋一转，用极其委婉、商量的口吻，向老将军说明了大会最新的安保纪律。
迟浩田极其聪明地把责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白：老将军，您带着枪，我们这些做安保工作的小辈实在没法向上级交差，您就体谅体谅我们这些晚辈的难处，帮咱们一个忙。
陈明仁脾气虽然火爆，却是个极重情义、懂规矩的老军人。看着眼前这个态度诚恳、在朝鲜战场上流过血的年轻战斗英雄，陈明仁心里的火气根本发不出来。真正的军人之间向来是惺惺相惜的。老将军心里透亮，知道大会自然有大会的规矩，也明白毛主席对自己的信任并未改变，眼前这个年轻人确确实实只是在履行职责。
陈明仁爽朗地笑了笑，顺水推舟，痛痛快快地把配枪交给了迟浩田。
毛主席当年的“留枪”，留住了一位百战名将的归顺之心，展现了海纳百川的领袖胸襟；彭真的“不硬抢”，守住了大会纪律与统战政策的完美平衡；贺龙的“不亲自动手”，保全了起义将领极其脆弱的政治自尊；迟浩田的“柔性出击”，则用年轻一代的谦逊与机智，完美地补上了这套化解危机的最后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