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赵一曼的肚子被灌得鼓了起来，旁边的敌人拍了拍她的肚子，笑着说：“再灌点。”灌完，敌人握紧一根棍子，猛击向她的肚子。

那个时候赵一曼已经三十一岁，身上多处伤口还在流血，她咬紧牙关没有喊出声来。敌人换着法子折磨她，从钉竹签到灌辣椒水混汽油，再到用烧红铁签烫胸口，每次她昏过去他们就打强心针让她醒来继续。

九个月里赵一曼什么也没说，只重复那句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交代，他第一次用马灯照赵一曼的脸时，她抬头瞪的那一眼让他后背发凉。

赵一曼的苦难不是突然来的，早在那之前很多年她就已经把个人生活一步步交给革命。1927年9月她坐苏联货轮从上海出发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那时她还叫李一超。船上晕船吐得厉害，同组组长陈达邦一直照顾她，两人慢慢熟悉起来。

到了学校赵一曼俄语起步慢，陈达邦帮她调整学习方法，还给她当翻译，同学们都叫他陈院士。两人相处久了生出感情，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经组织批准结为夫妻。婚后没几个月赵一曼怀了孕，身体虚弱，肺病也加重，组织决定让她提前回国工作。

陈达邦想等孩子生下来再走或者一起回国，赵一曼不同意，她说党的决定不能还价，夫妻离别事小，革命任务重大。1928年冬赵一曼独自带着身孕离开莫斯科，回国后先到宜昌工作，生下儿子取名宁儿，也就是后来的陈掖贤。陈达邦继续留在苏联，两人从此再没见过面。

赵一曼回国后继续做地下工作，1930年把刚满一岁的宁儿送到武汉亲戚家，只在照相馆留下一张母子合影。九一八事变后她改名赵一曼被派到东北，1933年4月在哈尔滨参与了一场让日伪当局头疼的电车工人大罢工。

那年4月2日晚，一名伪满宪兵拒买票还殴打售票员张鸿渔，张鸿渔是地下共青团员，被打得满脸是血。电业局不但不处理还想开除他，工人情绪一下子被点燃。赵一曼和老曹连夜赶到电车厂，指导党团员成立罢工委员会，200多名工人在厂内食堂开会，提出惩办凶手、给伤者抚恤金等条件。

第二天全市电车停驶，哈尔滨交通瘫痪，马路上行人挤成一团。罢工持续三天，日伪当局架起机枪威逼也没压住工人，最后只好同意工人全部要求，撤换宪兵队长，赔偿医药费，还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这场罢工让哈尔滨市民看到团结的力量，也让日伪统治者明白占领城市容易，控制人心却难。

后来赵一曼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担任政委，骑白马挎双枪在密林里活动，战士们叫她我们的女政委。1935年11月春秋岭战斗中她掩护部队撤退，左腕和大腿中弹昏迷被俘。

被捕后敌人先把她送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想继续审问，赵一曼在病床上说服了看守她的伪警察董宪勋和十七岁护士韩勇义。1936年6月28日三人趁夜逃出医院，离游击区只剩二十多里时被追上再次被捕。敌人这次下手更狠，九个月酷刑下来赵一曼身上白骨外露多处炭化，却始终一个字没吐。

赵一曼牺牲后，她的儿子陈掖贤过了很多年才知道母亲是谁。1955年左右经多方核实，1956年二十八岁的陈掖贤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到日文档案里的母亲遗书，一笔一划抄下来，回家后用钢针蘸蓝墨水在左臂刺下赵一曼三个字。

那封遗书里赵一曼写道，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希望你长大成人后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陈掖贤后来拒绝领取烈士抚恤金，说母亲为国捐躯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校教政治课，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他看到家乡饿死人的消息，忍不住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还附了一首词，好在因为是赵一曼儿子没有被追究。文化大革命中父亲陈达邦被打倒，陈掖贤多次写信申辩，自己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审查。晚年他下放当工人，生活越来越拮据，1974年秋曾因没钱吃饭饿了好几天被同事送医院。

1982年8月15日同事发现他几天没上班，去家里看到他用麻绳自缢身亡，当时五十三岁，桌上留给两个女儿的遗书说永远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

赵一曼从莫斯科分别到东北抗日再到狱中受刑，一路走来把家庭和个人安危放在革命后面。陈达邦1966年也被迫害致死，夫妻两人先后离开人世。他们的儿子陈掖贤一生背着母亲的名字，尽力按遗书要求生活，却在时代风雨中走得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