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打不过清军，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不仅关乎军事力量的对比，还涉及战略决策、政治根基以及军队作风等多个方面。
从军事层面来看，清军具有明显优势。清军八旗是高度组织化的多兵种合成部队，骑兵冲击力极强，且已大量装备火器，如红衣大炮等，在武器装备和战术上领先于大顺军。而李自成的大顺军虽号称百万，但核心老营精锐不过数万，且大多以步兵和轻骑兵为主，缺乏重武器，面对清军铁骑和火炮的联合攻击，往往难以抵挡。在山海关战役中，大顺军就是在清军铁骑的冲击下迅速崩溃，可见双方军事差距之大。
同时，大顺军的兵力结构存在严重问题。其军队多是沿途收拢的流民、降兵，实际具备作战能力的不多，且缺乏训练，组织纪律性差。这些士兵打顺风仗时尚可，一旦战局不利，很容易四散奔逃甚至倒戈相向。反观清军，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历经萨尔浒之战、松锦大战等诸多恶战，战斗经验丰富，战斗力强悍。
还有很重要一点，那就是当时华北的鼠疫严重影响了李自成大顺军的战斗力。满清八旗军以骑兵为主，这使他们在鼠疫面前具有一定优势。鼠疫主要通过跳蚤传播，而跳蚤讨厌马的味道。八旗军从小在马背上长大，征战时也与战马同吃同睡，身上充满马味，能够有效驱赶跳蚤，减少了被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叮咬的机会。相比之下，李自成的大顺军以步兵为主，人员密集且卫生条件差，更容易成为跳蚤叮咬的目标，从而大规模感染鼠疫。例如，李自成的军队进京后，因感染鼠疫，“士卒执兵而颤”，战斗力大幅下降。
战略决策上，李自成团队犯了诸多致命错误。李自成一直将明朝视为最大敌人，攻占北京后，没有意识到关外清军的威胁，对清军入关参战毫无预判，也未做相应军事准备。他既没有全力招抚吴三桂巩固边防，也没有派重兵严防山海关，反而因部下掳掠吴三桂家产、拷打其父，将吴三桂推向了清军一方，导致自己在山海关遭遇清军与吴三桂的合击，陷入被动局面。
山海关战败后，李自成又未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而是选择消极撤退，直接放弃山西这一战略要地，使得大顺军的根据地失去纵深防御屏障，加速了败亡进程。
政治根基方面，大顺政权远不如清朝稳固。李自成团队带有浓厚的“流寇主义”色彩，擅长流动作战，但缺乏建设与治理能力。进京后，“追赃助饷”政策虽短期内筹集了军费，却将明朝官僚、富户等士绅阶层彻底推到了对立面，失去了统治国家的重要力量，也寒了天下人心。
相比之下，清朝入关后，迅速宣布为崇祯发丧，大量沿用明朝旧臣，开科取士，积极构建统治基础，获得了汉族士绅阶层的支持，得以迅速稳定局势。
此外，大顺政权内部还存在严重的腐化和分裂问题。李自成及麾下将领进入北京后迅速腐化，丞相牛金星忙着筹备登基大典，将领们专注于拷掠财物，军队纪律松弛，士兵携带金银作战，战斗力大幅下降。同时，内部矛盾激化，刘宗敏等将领不听从指挥，李自成听信谗言杀害谋士李岩，进一步削弱了自身力量。
而清朝此时处于上升期，内部完成了满蒙汉八旗的整合，战略目标明确，领导层精明强悍，多尔衮决策果断狠辣，在政治和军事指挥上都更胜一筹。
李自成打不过清军，并非偶然，而是在军事、战略、政治等多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导致其在与处于上升期的清朝对抗中，逐渐落入下风，最终一溃千里。这也体现了一个政权若想长治久安，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还需有正确的战略决策、稳固的政治根基以及良好的内部治理，否则即便一时取得胜利，也难以维持长久统治，李自成的失败便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