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所乘飞机险些被清洁工放置的炸弹暗害，因计划临时变更才得以幸免
1955年4月1日，北京的清晨仍带着料峭春寒，外交部灯火通明。东南亚一封急电放在周恩来案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确认，十七日开幕的亚非会议将准时举行。那一夜，留给中方的时间只剩半个月，而问题成堆——航线怎么走、谁来护航、周总理三周前才做过阑尾手术能否负荷，甚至最敏感的：安全。
会去，毫无疑问。彼时的中国刚刚诞生六年，被封锁、被敌视，若在第一次亚非国家聚首时缺席，等同自绝于世界新兴力量。更何况，会议主题是反殖民、求和平，这正是新中国想让世界听见的声音。对手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来自台湾的特务机关开始紧盯一切可钻的漏洞，香港成了他们最易下手的节点。
往返方案原定是乘坐印度航空“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经香港加油后直飞雅加达，再转日惹。机组在民航界口碑不错，机龄也新，外界没人怀疑里面会有杀机。然而情报人员在香港接到暗示：“有人用重金活动机场地勤，目标直指中国代表团。”材料送到中南海后，决策层几分钟就定调：绝不能打乱出席计划，但航线要灵活，机型要多手准备。周恩来一句话，“我去，对方越是搞破坏，越证明我们去得对。”这一态度让后勤和警卫连夜加班。
时间越逼越紧。4月10日晚上，香港启德机场灯火通明，“克什米尔公主号”停在维修机库外，机腹下的货舱里，多了一个不应出现的涂绿油漆金属盒。装盒的人叫周驹，清洁工外衣，实则受雇特务。两根导线连接计时器，他手微微发抖，却仍按下开关。计时器设定了八小时，足够飞机在南海上空解体，尸体无法打捞，证据也将沉入海底。这种算计的冷酷，让后来翻阅档案的人都心寒。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专机值班室里，传来一个并不起眼的临时通知：周恩来决定在香港短暂停留后，不登机，先去仰光拜访缅甸总理吴努，再折返印尼。理由对外宣称是“拓展友好”，实际却是避免“集中一锅端”的风险。得到消息的特护组松了口气，却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谁也说不准对手是否还有第二套方案。随行医务人员悄悄把行军药箱加倍，血压计、止痛针头一应俱全。
4月11日清晨六点半，“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滑行起飞。机位边的周驹装作平静，偷眼看着机身腾空，心中盘算：这次干成了，或许能换来一笔让全家衣食无忧的钱。谁也没料到，四百公里外的南海高空，炸弹如约爆炸。机舱撕裂，机翼起火，烟雾翻卷，机长用尽全力将飞机向海面滑翔，终还是撞入海浪。员乘十九人，仅三人侥幸生还；中国代表团原定前往的新闻工作人员全部遇难。电报自雅加达传回，外交部会议室落针可闻。
悲恸里仍要做决定。出行，还是止步？有同志提议改派副部长，也有人建议干脆缺席。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沉默很久：“他们要用炸弹让我们退缩？这怎么行。”摆在桌面的地图上，南洋群岛像一串散落的绿珠，航路如同一根绳索，其间暗礁处处。于是出现了一个折中方案：周恩来乘坐缅甸政府的伊尔-14客机，从广州飞仰光，再转乘缅甸空军飞机进入雅加达，神不知鬼不觉；与此同时，北京再派一架“伊尔-14”从广州直接赴印尼，形成‘真真假假’的乾坤挪移。此举后来被情报战研究者视为经典案例——安全与外交目标并行不悖。

14日夜，广州白云机场灯光晦暗，雨线斜打机翼。周恩来走向舷梯时，被护卫轻声提醒：“主任，步子慢点，还在恢复期。”他只答了一句：“耽误不得。”随行医生观察他面色，脉搏虽快却平稳，显然他用意志压住了病痛。飞机升空后，经过广西上空时遭遇气流，机身猛烈颠簸，机长回头看了一眼总理，只见他低头翻文件，像在办公室里。
仰光停留不足二十四小时，却产生巨大政治效应。吴努在欢迎宴会上拍着周恩来的肩膀说：“你们这样来，我更相信你们对和平的诚意。”一句玩笑，背后是对勇气的敬意。当地报纸次日登出头版：中缅友谊再上层楼，新中国代表团无惧恐怖威胁。报道经由电台传往雅加达，孟买、开罗、巴基斯坦也在转载。舆论快速发酵，刺杀者的图谋反被放大为国际笑柄。
18日傍晚，万隆会议的圆形会议厅内，坐满了二十九个国家的代表。周恩来步入会场时，很多领导人起立鼓掌，这份礼遇在此前的国际场合并不多见。会间，一位阿拉伯代表侧身说：“阁下，是铁骨让中国之声传到这里。”周恩来答：“我们要的不是掌声，是共同前进。”这段简短交谈后来出现在多国回忆录里，成为亚非合作精神的一个小注脚。
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提倡“求同存异”、主张五项原则，力促各方搁置纷争、反对阵营对抗。印尼、柬埔寨、埃及等多国领导人赞同并在公报中采纳。值得一提的是，为免再遭不测，印尼方面破例调派宪兵昼夜值守且关闭部分空域。当地群众自发护送代表车队，街道两旁“Mandjur Chou En-lai！”（欢迎周恩来）的横幅随处可见。安全与民心，如同双重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