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4年1月26日，纵横宋西北边境22年之久的党项首领李继迁，在招降吐蕃部落首领潘罗支的时候被其埋伏，万箭齐发之下被射成了刺猬，享年41岁。临死前，他把儿子李德明叫到跟前，留下一句遗言：“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要向宋廷上表示好，一次不行就十次，十次不行就一百次，直到宋朝接受为止。这个用22年征战换来的领悟，成了党项人此后几十年的生存法则。

李德明时年23岁，是李继迁与野利氏之子，为人深沉有器度，多权谋。他在父亲灵前继位，自称定难军留后。稳住内部后，他第一时间向辽国报信，辽朝随即封他为西平王。那个用诈降计杀了李继迁的潘罗支，此时反倒坐不住了。他本以为除掉李继迁便可高枕无忧，没想到这儿子比老子还难缠。惊慌之下，潘罗支联络宋朝，希望趁着李继迁新丧、李德明立足未稳，两面夹击，把这个隐患彻底拔掉。

宋朝这边，李继迁的死讯传开后，各路边境官员反应不一。宋鄜延路（今陕西延安一带）的军事长官张崇贵，得知李继迁死，于是就给李德明送去书信，用朝廷的恩德与信义开导他。李德明派遣使者回复说：“父亲尚未安葬，难以正式呈递奏章，请允许我等到服丧期满后，再接受朝廷的命令。”此时环庆路（今甘肃庆阳一带）的边境官员们都认为，李德明刚刚继位，地位不稳，请求宋廷对他进行招抚。

而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一带）的知军曹玮上奏说：“李继迁占据黄河以南的土地（今鄂尔多斯一带）二十年，一直让士兵不卸甲，使得我们中原时刻有西部的忧患。如今他刚死，国家危急，儿子年幼，部族人心离散，如果不趁此时机出兵剿灭，等以后他（李德明）势力强盛起来，就难以制服了。希望朝廷拨给我一支轻装部队，出其不意，擒获李德明押送到京城，收复黄河以南的土地重新设置为朝廷的郡县，现在正是这个机会。”

曹玮的话，从军事角度看，不无道理。但问题在于，宋真宗此时的心思，根本不在西北。公元1004年，对宋朝来说是多事之秋。就在李继迁被射杀的这一年秋天，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下，一路势如破竹，直抵黄河岸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大宋都城汴京，岌岌可危。

宋真宗原本打算迁都避祸，幸亏新任参知政事寇准力排众议，督促皇帝御驾亲征。真宗勉强来到澶州城下，与辽军对峙。战事中，辽军前锋大将萧挞凛被宋军的床子弩射杀，辽军锐气受挫。双方都明白，这场仗再打下去，谁也占不到便宜。于是，谈判开始了。公元1005年初，宋辽达成和议，史称“澶渊之盟”。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宋朝每年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换来边境的和平。

宋真宗刚刚松下一口气，西北的战报就送到了案头。说实话，此时的真宗，哪还有心思在西北再开一仗？与辽国二十多年的战争刚结束，国库空虚，民力疲惫。况且西北连年打仗，经济凋敝，根本没有足够的条件支持一场新的战争。面对曹玮“趁势剿灭”的建议，宋真宗的选择可想而知。




1005年二月，张崇贵再次找到李德明，带来了宋朝的七条协议：归还灵州；领地限于夏州；送子弟入朝做人质；送还被俘宋官；解散蕃汉军队；释放被俘军民；边境纠纷服从宋廷处理。李德明接受了五条，唯独坚决拒绝了两条——归还灵州和送子弟做人质。理由很简单：“先祖没有过这样的事。”


宋朝没辙，只好也取消两个优惠作为回应：禁止党项入内地贸易，禁止青白盐在边地销售。这便是所谓的《景德和约》，一个“七减二条款”。最终结果是：宋朝正式册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每年给予银绢钱茶等“岁赐”，开放边境贸易；李德明向宋朝称臣，奉宋朝正朔，岁岁朝贡，但内部事务一概自主。这笔买卖双方都觉得划算。宋朝用钱买来西北三十多年的和平，李德明则用表面恭顺换来了喘息和发展的空间。


至于潘罗支，这位吐蕃部落首领，用诈降之计射杀了李继迁，本以为自己立下了不世之功。他多次向宋朝请求出兵，东西夹击李德明。然而，宋廷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明。宋朝有自己的算计。一方面，宋朝确实想用潘罗支牵制党项，搞“以夷制夷”；另一方面，宋朝又担心潘罗支坐大，成为第二个李继迁。所以，当潘罗支一次次请求出兵时，宋真宗的态度一直是磨磨唧唧、含糊其辞。


说白了，宋真宗更希望看到的是吐蕃和党项互相消耗，狗咬狗，而不是宋朝亲自下场。这种暧昧态度，最终让潘罗支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不久之后，李德明腾出手来，轻而易举地除掉了这个杀父仇人。潘罗支死了，宋朝在西北损失了一个牵制党项的重要支点。而李德明通往西部的道路，从此彻底畅通。 西夏古迹 西夏灭亡 西夏名将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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