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盘锦大洼子农场副场长吴成德正带领职工晒粮，突然有辆小车缓缓驶来。只见一军人快步下车，恭恭敬敬敬礼喊，老首长，您受苦了。吴副场长却往外赶人，讲，你走，你真不该过来啊。
 
 
吴成德是山西新绛县宋温庄的农民子弟，原本在家乡当中学老师。
 
 
抗战一打响，他放下教鞭去太原参加了山西军政训练班，同一年入了党，在当地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领着县大队在晋北一带跟日寇周旋了好几年。
 
 
解放战争打到1949年的时候，这支队伍被编成了180师，吴成德成了师里的政治部主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180师奉命入朝。
 
 
出发前，六十军军政委袁子钦找到吴成德，让他代理师政委。
 
 
吴成德虽然觉得担子太重，但还是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第五次战役打到1951年5月的时候，情况突然急转直下。
 
 
后勤补给跟不上，主力部队不得不后撤休整，180师接到命令留下来掩护。
 
 
刚开始还挡得住，可美军第七师和陆战一师从两翼包抄过来，一万多人的部队被死死围在一个狭长的地带里。
 
 
弹药快打光了，粮食也断了三四天，阵地上牺牲的战友越来越多。
 
 
师部开了紧急会议，最后决定分散突围，能跑出去多少算多少。
 
 
吴成德骑马去检查各团的突围准备时，在山沟里碰上一大片伤员。
 
 
那些人见他来了，全都挣扎着喊“吴政委带我们走”。
 
 
吴成德二话没说，抬手把自己骑的那匹马给毙了，表示跟伤员们共进退。
 
 
为了救几百个负伤的战友，吴成德带着四十多个还能走路的伤员钻进了深山，在敌后打起了游击。
 
 
就这样，他们在没有补给、没有后援的山林里，靠着野菜、树皮、野果熬了整整十四个多月。
 
 
子弹打光了就用缴获的手榴弹拆了再装，再后来就只剩三支还能响的枪。
 
 
一年多下来，四十多个人死的死、散的散，最后连同吴成德在内只剩下三个人，还被美军搜山的队伍逮住了。
 
 
敌人在巨济岛战俘营里给他上各种酷刑，电击、灌海水、用高音喇叭日夜喊话想逼他投降，还开出了丰厚的条件让他去台湾。
 
 
吴成德一句软话都没有，始终只有一句话：我是中国军人。
 
 
1953年停战后，他被交换回国时瘦得只剩九十来斤，头发也掉了一大半。
 
 
可让吴成德没想到的是，回国以后迎接他的不是欢迎，而是无休止的审查。
 
 
那时候很多人把“被俘”跟“叛变”划等号，认为被俘就是怕死，活着回来的都是特务。
 
 
吴成德在战俘营里受的苦没人相信，他写的材料也找不到人来证实，最后在1954年开了他的党籍和军籍，把他送到有“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大洼农场去“改造”。
 
 
从师政委到农场副场长，这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他在农场里种地、晒粮、修水利，跟普通农民没什么两样，工友们谁都不知道这个天天干活不吭声的庄稼汉，曾经在朝鲜战场上指挥过上万人的部队。
 
 
开头那个开着小车来的军人，有人说是180师的老部下，也有人说是吴成德在八路军时期带过的兵。
 
 
不管是谁，在吴成德心里，他不想因为自己这个“被俘人员”的身份连累了还在部队里的老部下，所以他才会把人往外赶。
 
 
直到1980年，中央发了74号文件重新审查战俘问题，吴成德的事终于查清楚了。
 
 
两年后，他的党籍和军籍都恢复了，还享受老红军的待遇。
 
 
消息传来的那天，这个七十岁的老人把那个饼干盒拿出来，里面用铅笔头记着当年牺牲战友的名字和家乡地址，他把已经模糊的字一个个描清楚，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1996年，吴成德在山西运城去世，享年85岁。
 
 
子女们收拾遗物的时候，在墙角拖出一个落了厚厚一层灰的旧箱子。
 
 
本以为里面装的是那些年写的申诉材料，结果掀开一看，满箱子整整齐齐码着的，全是一沓沓汇款单和全国各地孩子寄来的感谢信。
 
 
这位受了二十多年委屈的老人，把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全捐给了希望工程，帮助那些穷苦的孩子上学。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捐了多少钱，家里人也从来没听他提过一个字。
 
 
1985年，吴成德还跟几位老战友一块儿去朝鲜，想寻找当年牺牲战友的遗骸。
 
 
回来之后不久，那些遗骸被送回东北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安葬，很多家人的思念终于有了个落脚的地方。
 
 
就是这么一个人，谁要是还揪着“被俘”那两个字不放，恐怕也说不出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