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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德云社的创始元老徐德亮对郭德纲说:“一场商演,你拿40万,分我150

2008年,德云社的创始元老徐德亮对郭德纲说:“一场商演,你拿40万,分我150元,这是打发要饭的吗?”郭德纲回了他一句话。可是没多久,徐德亮就做了一件轰动相声界的事情。
 
德云社2008年的第一次核心成员退社风波,本质上并不只是徐德亮和郭德纲之间的一次争执,而是一个草根班社在突然爆红、迅速商业化之后,旧规则与新现实正面碰撞的结果。
 
那一年,德云社已经从北京小剧场走向全国商演,单场报价突破40万元,票房主要依赖郭德纲、于谦的号召力,可班社内部仍沿用传统戏班“角儿制”分配。
 
于是,一边是商业收入迅速放大,一边是普通演员仍拿固定场次费,这种失衡终于在徐德亮那句“一场商演你拿40万,分我150元”里彻底爆开。
 
徐德亮之所以会成为这场风波的关键人物,也和徐德亮本人的经历有关。1978年出生于北京的徐德亮,自幼就泡在曲艺圈里,早年学京剧,后来又系统接触相声、评书、单弦和京韵大鼓,童子功扎实。
 
199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后,徐德亮又获得了相声演员中极为罕见的学院派文化底子,北大京昆社经历和《子弟书与民间俗曲》的毕业论文,也让徐德亮后来的文哏创作更有书卷气。
 
正因为既懂传统,又有文化训练,徐德亮在德云社早期并不只是普通演员,更承担着创作主力的角色。
 
郭德纲和徐德亮最初结缘,其实也是因为对传统相声的共同热爱。1990年代末,郭德纲还在琉璃厂茶馆说相声,徐德亮就经常去听,还用录音机录段子回去反复研究。
 
2001年从北大毕业后,徐德亮虽然做过记者、编辑和互联网公司职员,月薪过万,却始终舍不下相声。2002年起,徐德亮以兼职身份参与“北京相声大会”,到2004年正式全职加入,2006年被赐“徐德亮”这一艺名,成为“德”字科核心成员。
 
同样是在这一阶段,德云社凭《非著名相声演员》专场迅速出圈,徐德亮创作的《进化论》《我的大学生活》等作品,也为德云社早期风格塑造提供了重要支撑。
 
问题恰恰在于,徐德亮投入越深,对回报失衡的感受也越强。德云社注册公司以后,并没有同步建立现代薪酬体系,演员没有股份,也没有分红,普通成员主要靠固定工资和场次费生活。
 
徐德亮每月只有3000元工资,而2008年北京房价已破万元,刚贷款买房的现实压力摆在那里。对于郭德纲来说,票房是靠核心演员撑起来的,所以酬劳自然按市场号召力划分。
 
可对徐德亮来说,自己既是元老,又承担创作,德云社从草根时期一路走到商演爆发,自己并非可有可无,150元的酬劳显然无法对应多年投入。两种逻辑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正因为各自都成立,矛盾才更难调和。
 
2008年9月,双方关系终于走到尽头。郭德纲曾主动约谈徐德亮和王文林,希望低调分开,还表示混不好随时能回来,但第二天徐德亮就在博客宣布退社,德云社首次公开退社事件由此引爆。
 
随后徐德亮公开谈到离开是为了“合理收入”,张文顺则收回“德”字艺名,将徐德亮逐出师门。这一连串动作,既是个人关系的决裂,也把德云社作为民营曲艺班社的管理短板暴露得非常彻底。
 
更有意味的是,离开德云社以后,徐德亮并没有真正复制当年的热度。无论是2009年加盟海淀相声俱乐部,还是2010年与何云伟、李菁创办星夜相声会馆,徐德亮始终受限于文哏风格偏重文化趣味、娱乐性不足的问题,受众较窄,缺乏足够稳定的大众票房号召力。
 
后来徐德亮转向北京民俗与曲艺传播,主持《徐徐道来话北京》14年,写书、画画、做综艺,虽然走出了自己的路,却再也没有回到德云社时期那种全国爆红的舞台中心。
 
这场风波到最后,其实没有真正的绝对赢家或绝对输家。徐德亮离开,是对个人尊严和现实收入的争取。郭德纲坚持原有分配逻辑,则是在用班主思维维护一个迅速扩张中的班社秩序。
 
只不过,事情的结果很清楚,徐德亮个人的发展没有再回到巅峰,而德云社则在这次震荡后逐渐完善了底薪加场次分红的制度,把早期最尖锐的酬劳矛盾补上。
 
某种意义上说,徐德亮的离开,不只是一次决裂,也像一次代价很大的试错,让德云社真正从草根戏班开始向现代化公司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