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河南登封，一个叫张顺兴的死刑犯，吃完了“断头饭”，签了遗体捐献协议，然后在临刑前几秒，突然对着法警一声暴喝：等会！

那一声吼，把整个刑场的气氛都拧紧了。法警的手指差点扣动扳机，又硬生生停住，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张顺兴喘着粗气，眼眶泛红，声音一下子软了下来：“同志，我……我想最后再说一句话，就一句。”

看守所里的人都记得他签遗体捐献协议时的样子，手没抖，笔握得稳当，签完还冲工作人员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说不清的释然，好像终于把一件大事办妥了。张顺兴是个重刑犯，犯的是故意杀人罪，判了死刑。卷宗里写得清清楚楚：他跟人发生经济纠纷，一时冲动，两条人命。可谁也不知道，他入狱后每个月都往家里写信，信里从不提自己的案子，只说“妈，天冷了多穿点”，“媳妇，闺女的学习别落下”。那些信被一个不落地收在老家抽屉里，他母亲一个字都不识，却把每封信都叠得方方正正。

法警犹豫了几秒钟，示意他说。张顺兴的嘴唇哆嗦了几下，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麻烦转告我家里人……遗体我捐了，别来找我要骨灰了。我这辈子没干过一件好事，死了能帮几个人算几个人。”

刑场安静得能听见风声。那个法警后来回忆说，干了十几年，头一回听到死刑犯临死前说的是这个。很多人最后喊的是“我不想死”，或者骂骂咧咧，或者吓得说不出话。张顺兴倒好，惦记的是遗体别给家人添麻烦，惦记的是自己这身皮囊还能不能派上点用场。

我查过当时的新闻报道，类似的事情不是孤例。有个叫李红涛的死刑犯，在监狱里搞出专利发明，硬生生把自己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还有个死刑犯临刑前签字捐器官，说“我这颗心脏还能用，给需要的人吧”。你说这些人到底该怎么评价？法律上他们是罪人，该偿命就得偿命，这一点没什么好含糊的。张顺兴杀了两条命，法律判他死刑，这是公道。可人这个东西太复杂了，坏到骨子里的人有没有？有。但更多时候，一个人身上会同时长着恶和善两种东西，就像一块地里既长庄稼也长杂草。

张顺兴最后那几秒钟，我看见的不是一个杀人犯，而是一个儿子、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他想用自己仅剩的东西，那副即将停止呼吸的身体，去换一点点对得起良心的感觉。这种感觉叫做愧疚，叫做补救，叫做“我哪怕烂透了，也想在最后发出一丁点亮光”。

枪声响了。他的遗体按协议被医院接走。我不知道他的眼角膜给了谁，肾脏又救了谁。但我想，那个在黑暗中接受这份馈赠的人，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给自己送来光明和生命的，是一个刑场上喊过“等会”的死刑犯。

这种故事让人心里堵得慌。你说法律该不该严惩？该。你说这个人该不该可怜？也真可怜。我们总喜欢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可张顺兴这样的人，活生生地把这个标签撕碎了扔在你面前。他杀了人，他该死；他也想救人，他做到了。这两种事实摆在一起，就像左手和右手，明明长在同一具身体上，却永远没办法互相抵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