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东芝撤离，阿迪耐克转产东南亚，佳能关停中国工厂全线外迁，一波外资制造产能撤离潮引发热议。不少人惊呼中国制造业遇冷，然而这场看似被动的产业转移背后，并非衰落信号，恰恰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全球产业链重构下，必然发生的时代变局。

这些曾经在中国制造业版图中留下浓墨重彩的跨国企业，先后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撤出中国，把东南亚作为核心产能承接地，也让 “外资撤离中国” 的论调一次次在舆论场中出现。

最先掀起产能外迁浪潮的，是韩国电子巨头三星。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之一，三星曾在中国拥有完整的手机生产链条，惠州、天津、深圳三大工厂撑起了其全球手机产能的核心部分，巅峰时期仅惠州工厂就带动了国内 4000 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发展。

但随着中国本土手机品牌强势崛起，三星在华市场份额从 2016 年的 30% 峰值一路下滑至不足 1%，叠加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三星开始逐步收缩在华生产布局。

2018 年，三星关闭天津、深圳手机工厂；2019 年 9 月，其在华最后一家手机生产工厂惠州工厂正式停产，标志着三星手机生产业务全面撤出中国。

与三星几乎同步调整的，还有日本老牌制造企业东芝。

这家 1972 年就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其 1991 年设立的大连工厂，是东芝在中国的首个生产基地，鼎盛时期员工规模达到 2400 人。

2013 年，东芝关闭大连液晶电视工厂，削减家电生产业务；2021 年 9 月，东芝正式宣布关闭大连工厂，停止工业马达与信号发射器的生产，将相关产能转移至越南与日本本土，结束了这家工厂整整 30 年的运营历史。

运动服饰领域的阿迪达斯与耐克，更是将产能向东南亚转移的典型代表。

早在 2012 年，阿迪达斯就关闭了其在中国大陆唯一的直属自有工厂 —— 苏州工厂，结束了在华十五年的自主生产历程。

此后十余年间，两大运动品牌持续将生产订单从中国向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分流，截至目前，耐克已有 51% 的鞋类产能放在越南，阿迪达斯的鞋类越南产能占比也达到 40%，越南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运动服饰代工基地之一。

这些跨国企业的产能转移，背后有着多重现实因素的驱动。

首先是美国对华贸易战的影响，很多原本 “在中国、为美国” 的产业，为了获取原产地认证、规避关税壁垒而选择外迁。

其次，东南亚国家短期内的综合要素成本确实存在比较优势，同时越南等国加入了多项自由贸易协定，出台了力度极大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形成了直接吸引力。

而更核心的因素，是中国自身比较优势的深刻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过去支撑低端代工产业的人口红利逐步消退，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原本依靠廉价劳动力生存的劳动密集型组装产业，自然会向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

但必须厘清的是，这些低端制造环节的外迁，绝不等于 “外资全面撤离中国”，更不代表中国制造业的衰落。

事实上，这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全球产业链的一次正常动态调整。这些撤离的产能，大多集中在服装鞋帽、电子组装等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环节，而与此同时，外资在中国高技术领域、高端制造环节的投资正在持续增长。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截至 2025 年底，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已连续 16 年保持在 7000 亿元以上，2025 年全年新设立外资企业数量突破 7 万家，同比增长 19.1%，中国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外商投资目的地之一。

即便是那些关闭了低端生产线的企业，也并未真正离开中国市场，而是将在华布局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三星关闭手机工厂后，近 6 年在华高端产业持续投资金额超 200 亿美元，其中 98% 投向半导体、动力电池、高端元器件等高新技术产业。

佳能关闭珠海、中山工厂后，持续加大对苏州、大连工厂的投入，将资源向医疗影像、半导体设备等高利润业务倾斜，明确表示中国仍是全球最应重视的市场之一。

东芝也保留了在中国的铁路机车牵引设备、电梯等高端业务，并未全面撤出中国市场。

从更深层次来看，这场持续十余年的产能外迁，本质上是中国从 “世界工厂” 向 “制造业强国” 转型的必然过程。

中国制造业正在摆脱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从低附加值的组装环节，向研发设计、高端制造、品牌运营等产业链上游攀升，过去的 “人口红利” 正在逐步转化为 “工程师红利”。

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的产能布局调整，永远跟着市场规律与比较优势走。低端制造环节的流出，不是中国制造业的终点，而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新起点。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浪潮中，中国正在从被动的参与者，转变为主动的引领者，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更核心、更高端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