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深秋，22岁的抗日女译电员王宝云，因叛徒出卖落入敌手。

日军一心想从她口中撬出核心密电密码，先是搬出老虎凳，硬生生垫上四块青砖，极致的拉扯感让她膝盖剧痛欲裂，可即便数次昏死又被冷水泼醒，王宝云始终咬紧牙关，半个字的机密都没吐露。

审讯室那股霉味混着血腥气，熏得人直犯恶心。王宝云被绑在木桩上，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棉裤膝盖处已经磨烂了，露出青紫肿胀的皮肉。日军军官山田倒是不急不躁，慢悠悠擦着军刀，翻译官凑过来劝：“王小姐，你才二十二，何苦呢？山田长官说了，只要你写出密码本，保你荣华富贵。”王宝云抬起眼皮看了看他，嘴角扯出一个笑，那笑里全是瞧不起。她认出来了，这个翻译官就是半年前叛变的联络员老周，河北人，以前还跟她说过“咱老乡”。呸，老乡也分好赖人，这号卖祖宗的东西，连条狗都不如。

山田见她油盐不进，换了花样。让人把她从桩子上解下来，扔进院子里。十月底的华北已经冷得刺骨，风刮在脸上像刀子。王宝云趴在泥地上，指甲抠进土里，血和泥混在一起。几个日本兵端来几盆冷水，当着她的面倒进铁皮桶，又从厨房提来一壶滚烫的开水。翻译官又开口了：“看见没？这桶凉水，这壶热水。你要是再不说，先浇凉的，再浇热的。凉的热的交替着来，你猜猜那是个什么滋味？”王宝云没吭声。她脑子里想的不是这些吓唬人的话，而是三个月前的一个晚上，那时候她还在根据地的窑洞里译电，煤油灯把影子拉得老长，电报机嗡嗡响，她破译了日军一个联队的调动计划。那份情报送出去后，八路军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那天晚上，政委拍着她肩膀说：“宝云啊，你手里的密码本，比一个团还值钱。”现在想起来，这话说得真对。这本密码要是落在鬼子手里，不光根据地要遭殃，整个华北的情报网都得连根拔。

山田看她不屈服，真的动手了。一瓢凉水兜头浇下，王宝云浑身一激灵，牙齿打颤。紧接着一瓢滚烫的开水泼在腿上，那种火辣辣的疼比老虎凳还狠，皮肤瞬间起了水泡。她忍不住惨叫出声，可那叫声里没有半个字跟密码有关。她咬着嘴唇，血顺着下巴滴下来，心里只翻来覆去念叨一句话：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说了对不起死去的战友，对不起还在敌后坚持工作的同志。这念头像根钉子，死死钉在脑子里，疼归疼，可就是拔不掉。

其实王宝云也不是不怕。她才二十二，谁不怕死？谁不怕疼？小时候在老家，手上扎根刺都要哭半天。可现在不一样了。三七年冬天，鬼子扫荡她家乡，把她爹和大哥堵在庄稼地里，用刺刀活活捅死了。她娘抱着两岁的弟弟跳了井。整个村子烧成白地，她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从那以后她就明白一个道理，落在鬼子手里，求饶是死，硬扛也是死。可求饶的死法，是跪着死，是窝囊死，死后还得被人戳脊梁骨。硬扛着死，至少对得起自己这条命，对得起那些再也见不到的亲人。这个道理，翻译官那种人永远不懂。

山田折腾了一整天，见实在撬不开她的嘴，恼羞成怒地把她扔回了牢房。牢房里还关着另外两个女人，一个是村里的李婶，因为给游击队送过粮食被抓；另一个是十来岁的小姑娘，叫二丫，她爹是地下交通员。李婶看见王宝云被抬回来，浑身是伤，默默把自己那碗稀粥端过来，一勺一勺喂给她喝。二丫缩在角落里，眼睛红红的，小声问：“姐姐，你疼不疼？”王宝云想说“不疼”，可嘴张了张，一个字也没说出来。眼泪倒是先掉下来了。不是因为疼，是因为这牢房里还有人惦记她，这世上还有人在乎她疼不疼。她心想，就冲这碗粥，就冲这声“姐姐”，更不能松口。松了口，不光自己完蛋，这些无辜的人也得跟着陪葬。

第二天清晨，山田最后一次提审她。这回连翻译官都不劝了，山田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王小姐，你的，最后的机会。”王宝云靠在墙上，已经站不起来了，可声音还算稳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山田拔出军刀，刀尖抵在她喉咙上。王宝云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家乡的麦田，闪过窑洞里的电报机，闪过政委那句话说“比一个团还值钱”。她甚至有点想笑，一本密码本，换来这么多条命，值了。

刀没有刺下去。山田收回了刀，冷笑着说了句什么，转身走了。王宝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会让她轻易死，还得接着折磨她。可她也不怕了。人一旦想通了死这件事，反倒什么都不怕了。只是她心里暗暗发狠：只要还有一口气，这密码就别想从她嘴里掏出来。要是真有那么一天，她撑不住了，还有最后一条路:咬舌。反正死也不能当叛徒。这世道，有人当狗，就得有人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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