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30日，新四军特务营营长叶道志被以叛逃罪执行枪决，叶道志被枪决前夕，他的战友陶勇曾多次向新四军军部求情，但依然没能阻止他被枪决的事情。

陶勇当时的职务是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原名张道庸，是陈毅给他改的名字，取原名谐音而来。陶勇与叶道志早年同在红军教导师共过事，彼此相熟。

得知叶道志被定为叛逃罪、即将执行枪决，陶勇拉上谭知耕、王必成等人联名写信给军部，把叶道志从鄂豫皖反围剿到长征的功绩一条条列出来，亲自跑到叶挺办公室担保叶道志的忠诚。

第二天又去，带着更多签名。军部开会批评求情者，陶勇站起来当场陈述叶道志在反围剿中的指挥表现。会后继续准备材料，第三次、第四次上门，把战士的证言在叶挺面前逐字朗读。

叶挺沉默离开。

要理解这件事为何走到这一步，得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个夏天。1938年7月底，叶道志与特务营参谋徐长胜、补充营营长陈五和三人聚在一起喝酒，话题绕来绕去都是各自的处境。

三人都是红四方面军出身，长征前叶道志已是师政委，徐长胜是师长，陈五和是团长，到了新四军，一个营长、一个参谋、一个营长，落差摆在那里。

酒喝到后来，叶道志提出北上去八路军继续打仗。三人写了纸条说明去向，带上枪支干粮出发。纸条里写的是北上抗日，没有一个字提到投敌。

这种落差并非叶道志三人独有的遭遇。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之间的裂痕由来已久，1935年长征途中，张国焘坚持南下，与中央分道扬镳，甚至一度另立中央，开除毛泽东等人党籍。

这段历史在组织上留下了深远影响，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在整编安置时普遍面临级别压缩。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与张国焘的错误明确区分，但政治上的纠偏落到具体的职务安排上，仍是另一回事。

军部发现出走后，周子昆向叶挺报告，叶挺看了纸条，下令追捕。追捕队在山路上拦住三人，徐长胜在争辩中中弹身亡，叶道志被押回，陈五和脱身北上，后来改名陈康，进入八路军一二九师，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叶挺坚持枪决，理由是违反组织纪律、影响部队稳定。这一处置报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批准，顾祝同批复同意，叶挺签字，定于8月30日执行。

叶挺之所以要走这道程序，并非多此一举。新四军自1937年12月在武汉成立，编入第三战区序列，立足于国民党控制区域，内部处置若不经过这套程序，极易授人以柄。

国共合作框架下，新四军的生存空间本就逼仄，任何动摇军纪的事件都可能被放大成政治问题。三年后的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被扣押，项英、周子昆在突围中遇害。

回看1938年的叶道志案，叶挺的每一步选择，都嵌在那个随时可能崩盘的国共关系里。

30日清晨，云岭镇外，枪声响起。叶道志时年28岁。

陶勇没能救下叶道志。但陶勇这个人，后来的经历同样令人唏嘘。

黄桥战役中，陶勇率第三纵队以两千余人扛住国民党八十九军的轮番冲击，东门失守、敌人逼近指挥部时，陶勇脱掉上衣挥刀冲入敌群，硬是把顽军逼了回去，从此得了个"拼命三郎"的名号。

解放战争里，陶勇与叶飞、王必成并称三野三员虎将，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海军将领。

文化大革命中，陶勇遭受迫害，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离世，官方说法是投井，但死因至今存疑，妻子朱岚同样未能幸免。1977年，党中央为陶勇平反，恢复名誉。

那个在军部走廊里一次次朗读请愿书的人，那个在叶挺面前提高声音说"红四方面军同志是忠诚的"的人，最终也没能从另一场风暴里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