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武术家寇运兴在德国柏林表演时，被一名芬兰拳击手挑衅，对方扬言："要么接受我的拳击挑战，要么公开认输，"寇运兴怒而迎战，然而比赛刚开始，他的一招意外引发了变故。

同年6月26日，中国国术表演队一行从上海乘坐意大利邮轮"康梯浮地"号出发，经印度孟买转道意大利威尼斯，再换乘火车，走了整整28天，才在7月23日抵达柏林。

队中九名队员，每人各怀绝技：张文广与温敬铭的空手夺枪、郑怀贤的飞叉、金丽贵的少摩剑，寇运兴则以梅花拳和大刀见长。

这支队伍出发前经费极度拮据，甚至曾在南京大光明戏院卖艺筹款。抵达柏林时，已是人困马乏。

表演开始后，现场反响出乎预料地热烈。寇运兴一手持128斤大刀，舞得虎虎生风，一旁一位强壮的德国青年上前试举，竟连刀柄都难以抬高。

掌声四起，然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不少西方观众认为，这不过是好看的把式，上不了真正的擂台。

就在这时，那名芬兰拳击手走到寇运兴面前，态度傲慢，出言不逊。寇运兴没有多说，点头应战。台上一声令下，芬兰拳击手尚未站稳架势，寇运兴已出手，对方应声倒地，裁判开始读秒，始终未能起身。

然而胜负甫定，变故随即来了。

倒地的芬兰拳击手拒绝认输，反称寇运兴出手违规，要求裁判宣判比赛无效。中国代表团当场据理反驳：田径、游泳等项目中从未有过因一方胜出便宣告结果无效的先例，此举不过是输不起的推辞。争论持续了一阵，那位拳击手最终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寇运兴提出的再赛邀请，就此消失在赛场之外。

正所谓"胜负常有，风度难得"。寇运兴在那个傍晚，赢的不只是一场比武。

无独有偶，同队的金丽贵也遭遇过类似的场面。金丽贵，原名金石生，1907年出生于陕西阌乡县，自幼学武，1935年在全国国术考试中夺得第一名，以少摩剑入选代表团。

一次表演结束后，一名德国击剑教练走上台，当众说中国剑法不过中看不中用，与西洋击剑根本不可比。金丽贵当即回击，两人在韦思巴德体育馆当场比试。

金丽贵剑法灵活，几个回合后，德国教练弃剑认负，退下台去。

这两场交锋，性质如出一辙——挑衅在先，应战在后，胜负清晰，却偏偏都有人不愿正视结果。这恐怕正是当时中国武术在西方处境的一个缩影：赢了，有人说违规；赢得漂亮，有人说花架子。

整支代表团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地先后进行多场表演，场场轰动，谢幕有时多达十余次，却始终伴随着怀疑与偏见。

这批武术家回国后，各自走上了不同的路。

郑怀贤转而深研中医骨伤，在贺龙元帅的支持下，于成都体育学院创建了附属体育医院与运动保健学科，归纳出数十种推拿手法与经验穴位，被后人称为"武医宗师"，其著作《运动创伤学》至今仍是相关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

金丽贵则留在西安，担任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武术教官，此后数十年间从未轻易与人比武，晚年在全国武术观摩大会上获得一等奖。

寇运兴当年在柏林的那一拳，击倒的是一名芬兰拳击手，但击不碎根深蒂固的偏见。他心里清楚，赢一场比赛，顶多让人刮目相看一时。要让中国武术真正被外部世界认识，还有太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