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丽文表示说：
我父亲并不是1949年来到台湾的，是在50年代经过金三角来到台湾，所以我父亲是那个年代的陆配，眷村（1949年前后，台湾为安置从大陆迁台的军公教人员及其家属而形成的集中聚居社区）提供了所有像我父亲这一辈一个温暖的家，爱意像春天一样，不断的滋长，所以有了今天的郑丽文。

那段从金三角辗转来台的岁月，说出来轻描淡写，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半辈子的漂泊。五十年代那会儿，东南亚的丛林里藏着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故事，一批批人从云南边境出去，又在命运的裹挟下，最后落脚到了台湾。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说他是“陆配”，其实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大家只知道，他娶了台湾本地的姑娘，一个从战火里爬出来的外省仔，在异乡成了家。

眷村那地方，外人看着是竹篱笆围起来的小天地，里头却装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和各自沉甸甸的来路。我家隔壁住着山东来的大爷，对面是四川来的阿姨，各家各户的灶台上飘着不一样的味道，可日子过起来，那种紧巴和热闹却出奇地像。我记得父亲偶尔会说起金三角的事，但每次都点到为止，更多时候他只是沉默地坐在院子里，望着天，像在等什么，又像什么都放下了。反倒是母亲，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姑娘，用她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一点一点把这个家撑了起来。那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一个本省姑娘干嘛要嫁个来路不明的外省人，母亲从来不解释，只说人好就行。

说起来挺有意思，现在大家总爱把“陆配”挂在嘴边，好像是个标签，可在我父亲那代人身上，哪有什么标签可言。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人，在历史的大江大海里被冲散、被重组，最后在眷村的屋檐下找到了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所谓的“爱意像春天一样滋长”，听起来像句漂亮话，可要我说，那爱意是实实在在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是父亲半夜咳嗽时母亲递过来的一杯温水，是邻居张妈妈看我没人带时塞给我的半块馒头，是全村的人凑钱给谁家孩子交学费时那种不声不响的默契。

我常想，今天很多人讨论身份认同，讨论省籍情结，讨论那些宏大的叙事，可眷村教会我的恰恰是另一回事，人首先得活着，活得像个人样，才有资格去谈别的。我父亲那一辈人，不管是1949年来的，还是像我父亲这样五十年代辗转来的，他们心里都清楚，脚下的土地就是家，身边的人就是亲人。眷村这个“温暖的家”，不是谁施舍的，是这群人自己用日子一砖一瓦垒起来的。

有时候我也会反问自己，如果当年父亲没来台湾，我现在会在哪里？又会是谁？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就像历史本身没有如果。但有一点我很确定，那些在眷村里滋长的爱意，那些春天一样的气息，并不是因为那个时代有多好，恰恰是因为那个时代有多难，人们才更加拼命地抓住彼此。今天的社会越来越便利，人心却越来越远，我们习惯了在网上争来吵去，却忘了抬头看看身边那个真实的人。

我父亲晚年的时候，偶尔会跟金三角的老战友通电话，那边的人有的留在了泰国，有的去了美国，聊起往事，大家都会沉默很久。可一旦说起儿女，说起孙子孙女，语气马上就活泛起来。我想，这就是他们那代人最朴素的活法。过去的事扛着，眼前的人疼着。

写到这儿，我突然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变，人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永远是为“家”留着的。眷村也好，现在的社区也好，能让爱意滋长的地方，就是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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