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著名女作家沉樱正怀3胎时，得知丈夫把全部家当了3万块，拿去给戏子赎身。她不哭不闹，留下字条，丈夫却怒吼：“拿孩子来要挟我？我可以再生！” 
 

其实，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藏着失衡的隐患。


所谓的才子佳人，不过是外人眼中的圆满。


沉樱原名陈瑛，1907年出生在山东潍县一个开明商人家庭。


家里藏书颇丰，她自小泡在书堆里，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


1925年，她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师从陈望道、瞿秋白、茅盾等文学大家。


后来学校因政治原因停办，她转入复旦大学，成为该校第一批女学生。


沉樱不仅模样出众，文笔更具灵气。


1928年，她发表短篇小说《归家》，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女性情感，连茅盾都对她赞不绝口。


短短几年间，她接连出版《婚宴之后》《深夜》《女人》等小说集。


而梁宗岱，虽也是一代才子，却自带几分狂傲与自私。


他1903年出生在广东新会，家境普通却天资聪颖，自幼饱读诗书。


后来远赴欧洲留学，精通法、德、英、意四门语言，曾与瓦雷里、罗曼·罗兰等国际文学大佬相交甚笃。


1931年，他回国后经胡适推荐，担任北大法语系主任，讲课生动，才华横溢，被周作人称为“中国翻译界的第一人”。


两人的相识，始于1931年的北大。


当时沉樱受邀到文学社团分享创作心得，梁宗岱听完后深受触动，主动上前与其交流。


两人从巴尔扎克聊到波德莱尔，从文学创作聊到人生理想，志同道合，相见恨晚。


一来二去，情愫渐生。


1934年，梁宗岱因早年包办婚姻的事与胡适闹翻，毅然辞掉北大的工作，拉着沉樱远赴日本。


1935年，两人回国在天津成婚，婚礼简单而朴素，婚后定居天津。


1937年抗战爆发，战火蔓延，两人被迫迁往重庆。


梁宗岱在复旦大学任教，沉樱则安心在家相夫教子，先后生下长女梁思薇和次女梁思清。


那段时光，虽有战乱侵扰，生活略显拮据，但沉樱省吃俭用，悉心照料家庭，全力支持梁宗岱的事业。


可谁也没想到，这份看似稳固的婚姻，会在1942年，被梁宗岱的一时冲动，彻底击碎。


1942年，梁宗岱的父亲去世，他需回广东新会奔丧。


当时沉樱已怀有第三个孩子，行动不便，无法一同前往。


临走前，沉樱熬夜为他缝制了一套孝服。


办完父亲的丧事，梁宗岱心情低落，便到当地一家戏馆散心，也就是在那里，他见到了粤剧花旦甘少苏。


甘少苏唱功出众，模样带着几分楚楚可怜的哀愁，一曲《帝女花》唱罢，彻底俘获了梁宗岱的心。


三万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按照当时的物价，这笔钱能买下400担大米，相当于一名国立大学教授两年的薪水。


而沉樱在重庆，为了给孩子省下一点买鸡蛋的钱，连沈从文题字的“樱竹阁”漏雨都舍不得修缮，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可梁宗岱却毫不在意，他变卖了自己的怀表，动用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甚至掏空了准备过冬的口粮钱，只为给甘少苏赎身。


更令人心寒的是，他还写信给沉樱，没有半分愧疚。


梁宗岱带着甘少苏回到重庆后，非但没有丝毫歉意，反而理直气壮地要求沉樱接纳甘少苏，将其当作“妹妹”对待。


这一举动，彻底击碎了沉樱心中最后一丝念想。


当晚，趁梁宗岱熟睡之际，沉樱带着两个女儿，拎着几箱书稿，悄悄离开了这个充满背叛的家。


临走前，她在桌上留下一张字条。


大意是，既然梁宗岱已寻得心意相通之人，她便带着孩子从此消失，往后余生，再无交集。


梁宗岱醒来看到字条后，暴跳如雷。


沉樱的离开，堪称一场狼狈却极具尊严的“逃亡”。


她雇了一艘民生公司的货船，一路颠沛流离。


后来，她在最艰苦的环境下，生下了小儿子梁思明。


反观梁宗岱，他虽与甘少苏过上了一段看似恩爱的日子，甘少苏对他悉心照料，甚至为了他不再登台唱戏。


但这份建立在背叛之上的感情，终究难以长久。


晚年的梁宗岱，常常对着窗外的明月发呆，心中满是悔恨。


1948年，沉樱带着三个孩子前往台湾，先后在苗栗县一所中学、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任教，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1967年退休。


退休后，她重新拿起笔，专心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毛姆的短篇集，以及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其中《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第一年就卖出了十万册。


1967年，沉樱远赴美国，与儿女团聚，晚年虽患上了帕金森病，腿脚不便，却依旧保持着独立与优雅。


1982年，年近八旬的沉樱秘密回到大陆，回到了重庆北碚。


她没有怨恨，没有遗憾，只有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淡然。


1988年，沉樱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家养老院去世，享年81岁。


女人最大的底气，从来不是婚姻，不是依靠，而是自己。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两度婚碎、半生漂泊:沉樱用文字与倔强走完的人生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