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被埋葬在河北唐县，由于他在前线战死，交通队只好秘密的把白求恩的尸体伪装成一个重伤的人，然后连夜赶路，将他送到了后方的于家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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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深冬，河北太行山区寒风刺骨。

在唐县黄石口村一处临时充当病房的农家院里，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躺在土炕上，高烧持续不退，呼吸微弱。

败血症已将他折磨得形销骨立。

这位曾在前线手术台边不知疲倦工作的医生，此刻连抬手都困难。

几天前，他还在为伤员手术，如今自己却倒下了。

守在一旁的年轻护士悄悄抹泪，她们知道，敬爱的“白大夫”时间不多了。

白求恩来到中国，是在1938年的春天。

那时中国抗战正处最艰苦阶段，前线伤兵众多，药品和医生奇缺。

这位戴着眼镜的加拿大人，带着医疗物资和一个小型医疗队，穿越重重险阻抵达延安。

他谢绝了留在后方的安排，坚决要求去最前线。

他说，外科医生的位置应该在伤员身边，在距离炮火最近的地方。

于是，他东渡黄河，进入了烽火连天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眼前的艰苦远超想象。

所谓医院，常是破庙或野地里的棚子。

手术台是门板拼的，消毒靠煮沸的开水，绷带洗到发白。

麻醉药是奢侈品，伤员多靠咬牙硬扛。

但白求恩没有退缩。

他立即投入工作，亲自设计并参与建造简易的“模范医院”，编写战地医疗教材，手把手培训医护人员。

他心疼每一滴药品，发明了便于骡马驮运的“卢沟桥”药驮子，创建了流动的“马背医院”，使医疗队能紧跟着作战部队。

在前线，白求恩的工作状态令人动容。

战斗一打响，伤员不断送来，他就成了不知疲倦的机器。

常连续手术几十个小时，饭顾不上吃，困极了就在手术台边靠几分钟。

他说：

“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用。”

他曾在一场战斗中连续工作六十九小时，处理一百多名伤员。

战士们都说，看到“白大夫”和他的药驮子，心里就踏实。

然而，长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超负荷工作，危险悄然埋下。

1939年10月末，在涞源孙家庄，白求恩做手术时左手中指被划破。

战地条件有限，只做了简单包扎。

几天后，他在没有手套的情况下，为一名患严重颈部感染的伤员手术。

很可能那时，致命细菌通过伤口进入了他的血液。

起初他没在意，直到高烧袭来，手指肿得发亮，他才不得不承认病倒。

即便这样，他仍硬撑着又做了几台手术。

病情发展迅猛。

高烧不退，感染恶化成败血症。

在当时的根据地，这几乎是绝症。

特效药极度稀缺。

当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下令不惜代价抢救时，最好的医生和有限的药品也回天乏术。

他被用担架紧急转移，途中短暂清醒时，用颤抖的手写下遗嘱，安排医疗器械的归属，叮嘱购买治疗疟疾和贫血的药品。

1939年11月12日凌晨，在唐县黄石口村那间寒冷的农舍里，白求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四十九岁。

他的逝世让整个边区陷入悲痛。

但悲痛之余，一个严峻问题摆在面前：如何安葬这位国际友人。

当时斗争环境残酷，日军频繁扫荡，悬赏捉拿抗日干部和外国援助者。

如果白求恩去世和安葬地的消息泄露，日军极可能前来破坏，借机打击军民士气。

因此，边区政府决定：秘密、迅速、安全地安葬他。

一支精干小分队在夜色中出发。

他们将白求恩的遗体用担架抬起，仔细盖好被褥，伪装成后送重伤员。

队伍避开大路，专走山间小径，在寒夜里沉默疾行。

经过一夜跋涉，在天亮前，将遗体护送到预定地点——唐县军城南关的于家寨。

在一处僻静山坡，同志们秘密挖掘了墓穴。

没有仪式，没有墓碑，只有寥寥几位护送者肃立默哀。

黄土缓缓覆盖，将痕迹抹平。这个地点，成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秘密。

后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由延安正式公布，毛泽东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他的精神传遍全中国。

抗战胜利后，人们在唐县为他修建了庄严的陵墓。

而1939年那个寒夜，那次沉默的夜行与秘密安葬，成为那个特殊年代里，中国人民用最朴素、最谨慎的方式，对一位异国英雄表达的深沉敬意与无声守护。

这份寂静的守护，与白求恩在炮火中奋力手术的身影一样，共同构成了关于勇气、牺牲与真挚情谊的永恒记忆。

主要信源：（河北新闻网——缅怀！他在河北逝世！今天，我们格外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