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顾方舟瞒着妻子，偷偷把一管不明液体灌进不满一岁儿子的嘴里。

妻子发现时，玻璃管已经空了，丈夫低着头不敢看她，实验室的台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那年头，小儿麻痹症像一阵黑风，刮过中国的城镇乡村。

南通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医院走廊里全是哭声，家长抱着腿软的孩子跑遍诊室，医生握着听诊器的手都在抖。

顾方舟在解剖台上见过太多变形的脊柱，那些弯曲的骨头像一把把锁，把孩子的人生锁在了轮椅上。

这位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病毒学家，本该在京城的研究所里安稳做研究。

可他收拾行李时只带了两件白大褂，还有一箱子没看完的外文期刊。

火车一路向南，把他拉到昆明郊区的山里。

实验室是土坯墙，设备要靠人扛马驮，年轻的团队成员晚上就睡在试剂瓶堆里，听着窗外的狼嚎讨论病毒分离方案。

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需要猴肾细胞，他们就在山里建了养猴场。

有次母猴突然发病，顾方舟连夜解剖，手指被猴爪划出血也没察觉。

后来他在日记里写："那天的月光特别亮，照在显微镜下的病毒颗粒上，像撒了一把碎星星。

"就是这些"星星"，让全国上下慌了神。

疫苗研制出来时，没人敢第一个试。

顾方舟拿着装着液体疫苗的管子走进办公室，出来时嘴角还沾着药味。

他说味道有点涩，像没成熟的柿子。

一周后，他把同样的管子送到了儿子嘴边。

团队里8个年轻父母都跟着做了，那些抱着孩子来接种的同事家属，眼睛里闪着光，又藏着泪。

液体疫苗改成糖丸是个巧思。

顾方舟看见村里孩子追着卖糖人跑，突然想到把疫苗包进糖衣里。

第一批糖丸送到幼儿园时，孩子们攥着小纸包舍不得吃，老师说这是"科学家爷爷做的甜药"。

到1965年，火车上、供销社里，到处都能看见装糖丸的保温箱，蓝白相间的箱子上印着四个字：儿童卫士。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来考察时，顾方舟已经74岁了。

他蹲在幼儿园看孩子们排队吃糖丸，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把糖丸举到他面前："爷爷，你的糖真甜。

"老人笑着摆手，皱纹里都是阳光。

那天，中国被认证为无脊灰国家，证书上的烫金字，比任何奖杯都亮。

现在超市里卖的水果糖，偶尔还有家长说像当年的糖丸。

顾方舟的儿子后来成了工程师，每次体检看到脊柱X光片，总会想起父亲那句话："爸爸做的事，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挺直腰杆走路。

"实验室里的那盏台灯还在，玻璃罩上的划痕里，藏着一个科学家最温柔的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