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30日，新疆上空，歼-6战机的弹舱里躺着一颗2吨重的氢弹。

连续三次按下投掷按钮，机械装置纹丝不动。

飞行员杨国祥握着操纵杆的手心，全是汗。

那时候的中国，刚在1967年炸响第一颗氢弹，但手里的家伙还不趁手。

美苏在旁边盯着，苏联甚至放话要“外科手术”拆掉我们的核设施。

要让氢弹能实战，就得靠飞机扔得准、投得出。

杨国祥不是第一次玩命。

1950年抗美援朝，他开着米格-15跟美军战机缠斗，机翼被打穿了还追着敌机跑。

1969年选核试验飞行员，他过五关斩六将，每天飞8小时，缺氧训练时嘴唇发紫也不摘面罩。

12月30日那天，他驾着改装过的歼-6上天。

弹舱里的氢弹重2吨，机身都被压得有点沉。

到了预定空域，按发射钮，没反应。

再按，还是没动静。

第三次按下去，机械装置像卡住的生锈门轴。

油表指针往下掉，只剩15分钟的油了。

弃机跳伞？塔台里的孙正广指挥员在无线电里喊，语气急得像要跳出话筒。

杨国祥盯着仪表盘，脑子里过电影这颗弹要是掉地上炸了，50平方公里的地就废了，十年心血白搭。

我觉得那时候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把国家的弹带回来。

他回了句“我把它带回去”，声音比平时低，却咬得很死。

落地后拆开弹舱，发现滑轨变形了0.3毫米。

就这么点误差，卡住了整个投掷系统。

工程师王承书带着人连轴转7天，用苏联进口机床一点点修。

1月7日，杨国祥再上天，按钮按下去的瞬间，弹舱“哐当”一声轻了。

蘑菇云在戈壁升起时，他摸了摸胸口的飞行章，还是热的。

后来有人问杨国祥，当时怕不怕。

他指了指墙上挂着的歼-6模型，弹舱位置有个小小的划痕那是当年拆修时留下的0.3毫米印记。

“国家的弹，不能随便丢。”他说完，拿起桌边的飞行章擦了擦，阳光照在上面，亮得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