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5岁的黄有良被日军非礼，她的反抗惹怒了日军，差点就要死在刀下。

1941年的海南藤桥，稻子刚熟到金黄。

15岁的黄有良弯腰割稻时，三个日本兵从路边树丛里冲出来。

她抓起身旁镰刀乱挥，刀刃划破一个兵的胳膊，另一个兵立刻把刺刀顶在她脖子上。

这时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走过来，挥手打了那两个兵耳光，转头对她说"跟我走，没事"。

她当时以为遇到好人，跑回家才发现，这只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那天晚上，那个军官带着两个兵闯进她家。

瞎眼的母亲摸索着抱住她，却被一脚踹开。

黄有良听见母亲撞在桌角的闷响，还有日军翻箱倒柜的声音。

她被拖到里屋时，看见母亲在地上爬着找她，指甲缝里全是泥。

后来她才知道，日军在海南藤桥驻军有上千人，像这样闯进民宅施暴的事，1941年前后在周边村子每月都有好几起。

躲到邻居家的第三天，日本兵又找上门。

他们把黄有良的父母绑在院子里的老榕树上，逼着两位老人学狗叫。

父亲不肯，就被枪托砸得满脸是血。

黄有良听见母亲哭喊着"我替女儿去"，可日军一脚把母亲踹倒在地。

她从柴房冲出来时，看见父亲的草帽掉在地上，被日军踩进泥里，那是她前天才给他编的新草帽。

1942年春天，黄有良被关进藤桥慰安所。

那是个两层的木楼，楼下堆着日军的弹药箱，楼上用木板隔成十几个小隔间。

每天早上天不亮，日本兵就排着队上楼，她最多一天被二十多个人糟蹋。

有次她把一个兵的胳膊咬出血，被关进黑屋子三天，只给过一碗水。

和她同屋的阿花因为反抗，被用烙铁烫了后背，伤口烂得能看见骨头。

1943年清明节前，堂哥突然跑到慰安所门口，对看守的日军比划说黄有良的父亲死了。

日军跟着他到村口，看见新堆的两座坟，坟前还插着黄有良和她父亲的灵位。

其实那是村民连夜挖的假坟，里面埋的是两件旧衣服。

黄有良跟着堂哥跑了三天三夜，到广东地界时，脚上的草鞋磨穿了，脚后跟全是血泡。

日本投降后黄有良回到村里，却发现没人愿意跟她说话。

28岁那年，她嫁给邻村一个死了老婆的男人，新婚夜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抓起扁担就打。

后来生了五个孩子，孩子们从小就听村里人说"你妈是日本婆"，大儿子结婚时甚至不让她去喝喜酒。

有次她听见小女儿跟同学吵架，哭着喊"我没有妈"，她躲在门后，手里攥着的帕子都绞出了水。

2001年夏天，75岁的黄有良第一次坐飞机去日本。

在东京地方法院，她摘下假牙，指着牙床告诉法官："日本兵用枪托砸的，当年我才15岁。

"那天她穿的蓝布衫是大女儿给缝的，袖口还补着块补丁。

官司打了六年，三次败诉，法官说"国家行为没有赔偿义务"。

2017年她去世前，床头还放着那张写着"还我公道"的纸板，字是她用没剩几根毛的毛笔写的。

村口那两座假坟早就平了，种上了橡胶树。

黄有良晚年常坐在橡胶林边，手里摩挲着当年堂哥救她时用的粗麻绳，绳子磨得发亮。

她总跟来看她的大学生说："我这条命是偷来的，你们要记着，不是我一个人受过这种苦。

"现在她的墓碑上没刻名字，只刻着"1926-2017"，还有一行小字："要让后人知道"。